瑞典女性主义及女性艺术的历史渊源

瑞典女性的平权运动开始于19世纪初叶，在之前的法律条文和社会习俗中，女性一直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没有男性的许可，女性没有自由活动、工作和受教育权利。在斯德哥尔摩的历史博物馆，我了解到瑞典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起源于1856年，瑞典女权领袖，著名作家弗雷德丽卡·布雷默（Fredrika Bremer）^[1]的小说《赫莎》（Hertha）的出版，在书中她写出了当时女性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现状，随后在瑞典议会引起了著名的“赫莎辩论”（The Hertha debate）。弗雷德丽卡和其他瑞典女权运动先驱们的活动和贡献是西方现代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她们的不断争取，瑞典女性逐步取得了自由从事社会活动、接受高等教育和选举的权利，逐渐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社会角色。

图1　《瓦萨的女性》展览，瑞典斯德哥尔摩瓦萨沉船博物馆

实际上从十六七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开始，瑞典女性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由男性统治的各种行业里。可以说历史上瑞典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仅仅是通过不断的女权运动争取而来的，也来源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实际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斯德哥尔摩的瓦萨沉船博物馆里的《瓦萨的女性》展览（图1）展示了从瓦萨沉船遗留下来的女性参与从船业公司的总经理到木材供应商，再到航船上的水手等各种航海工作的证据，由此证明女性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担负起不亚于男性的重要作用。虽然瑞典的职业女性历史由来以久，但对于女性从事社会生产的记录和证据却非常稀少。而更为缺乏的是对女性历史的研究和关注。在艺术领域，女性的创作实践和作品被艺术史忽略的情况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

图2　乌尔丽卡·弗雷德里卡·帕斯克，《自画像》，布面油画，1770年，瑞典皇家艺术学院藏

图3　安娜·瑞金，《Nefertiti的肖像》，黑白摄影，1930年，瑞典现代美术馆藏(www.xing528.com)

图4　安娜·瑞金，《吉普赛人营地的孩子们》，黑白摄影，1953年，瑞典现代美术馆藏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瑞典已经出现了女性职业艺术家。洛可可肖像艺术家乌尔丽卡·弗雷德里卡·帕斯克^[2]（Ulrica Fredrica Pasch）（图2）在她父亲的工作室与她的兄弟一起画画，他们合作完成了许多作品。乌尔丽卡擅于处理细节，尤其是织物和服装的细节，在与她兄弟的合作中，大部分肖像画的细节都由她来完成。她也拥有自己的客户，其中包括一些贵族、牧师等权贵阶层的客户。乌尔丽卡还成为1773年成立的瑞典皇家艺术院的15位首批院士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其他一些女艺术家虽然被冠以“业余”的头衔，却依然在当时瑞典的艺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女艺术家的作品也被允许参加瑞典皇家艺术学院的年度艺术展和其他一些艺术展览。

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黑白摄影的兴起，瑞典的女性艺术家也把目光从画布前面转移到照相机后面。女性摄影师将她们的镜头对准了自己周遭的事物，特别是家庭场景、孩子和家务劳动。因为题材偏重于日常生活，拍摄角度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女摄影师的纪实摄影作品与正统的追求客观、距离和控制的男性审美标准背道而驰，因此受到艺术批评家和专业杂志的冷落和歧视，很少得到发表的机会。安娜·瑞金（Anna Riwkin）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女摄影师，依然被评论诟病为缺乏客观性，依赖直觉，导致她过于靠近她的拍摄目标。^[3]可是，从安娜的作品《Nefertiti的肖像》（图3）和《吉普赛人营地的孩子们》（图4）不难看出她作为职业摄影师具有高超的摄影技术，对构图的控制力和独特的审美能力。女性摄影师并非专业能力逊色，而是受制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审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少施展才能的机会。

到了瑞典的当代社会，瑞典政府期望的目标是达成各行各业中男女比例各占50%，社会性别^[4]被有意识地模糊，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分工也并非泾渭分明。在艺术领域，艺术类型和创作题材逐渐多元化，审美标准和艺术理论在经过各种主义和运动的多番洗礼后，已经很难再形成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标准，这反而给女性在艺术上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