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开始，丹麦进入文化的黄金时代，绘画开始繁荣并第一次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这种形势一直延续到世纪中叶。丹麦黄金时代是丹麦浪漫民族主义的体现。18世纪末，丹麦处于内忧外患中。1794-1995年的大火让哥本哈根毁之一炬；1801年和1807年的英国入侵和轰炸让城市陷入绝境。但是，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思想家、艺术家极力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引发了文化艺术创造的高潮。1804年，丹麦批评家和艺术史教授尼尔斯·劳里茨·海茵（Niels Laurits Høyen，1798-1870）极力倡导民族艺术，他认为“画家必须要为民族觉醒做出贡献；画家不要到地中海和古典神话中寻求灵感，而是要描绘那些决定了丹麦本土性的东西：丹麦风景及其人们，丹麦历史以及北欧神话”。[6]在这种背景下，皇家学院埃克斯贝格和隆德引导他们的学生从不同角度，前者走进现实生活和大自然，后者追随丹麦历史和神话，共同创造了丹麦黄金时代的绘画艺术。
丹麦风景画在技法上继承了欧洲风景画传统，注重描绘北方独具特色的景观，表现北方特有的强烈而深邃的光芒，既真实又富有理想色彩。埃克斯贝格本人就身体力行，进行风景创作。他曾赴巴黎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对南欧流行的理想风景和田园风景情有独钟。他的《卡隆堡北望风光》（View north of Kronborg Castle）（图6）描绘的是位于丹麦赫尔辛格小镇的一处知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海滨要塞。画面中的侧景树、前景平地、人物以及草坪，显然受到了南欧田园风景画模式的影响；[7]但画家所描绘的深远空间、厚重的云层遮挡下冥灭的天光、低矮的房舍、海洋以及帆船，却是一派北欧景观。可以说，他的风景画体现的是欧洲经典风景模式进行北欧的民族性转换的一种状态。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他的学生往前迈进了一步。他的学生善于画风景的有卡尔·达尔（Carl Dahl，1812-1865）、马提努斯·洛迩贝（Martinus Rørbye，1803-1848）等。卡尔·达尔是海景画家，他画的《靠近哥本哈根港口的拉尔森公园景色》（Dahl View of Larsen Square near Copenhagen Harbor），放弃了克劳德风景中的建筑侧景和宜人的前景平地，而是以特写般的镜头感直接描绘海岸景象，以船舍桅杆为主题，色彩沉稳纯净，形象如同剪影，画面充斥着清新和静谧之气。
图6 克里斯托弗·埃克斯贝格，《卡隆堡北望风光》，布面油画，78cm×62.5cm，1810年，希施斯普隆（Hirschsprung ）收藏
相比之下，隆德在教学中则鼓励学生学习17世纪的荷兰风景传统。他的浪漫主义手法对一些年轻画家影响更大，这种手法努力创造一种引人遐思的奇妙画面，有助于发展出一种尺度宏大的民族浪漫主义风格。[8]继承他风格的年轻风景画家有约翰·汤玛斯·隆德比（Johan Thomas Lundby，1818-1848）和丹克瓦·克雷尔（Dankvart Dreyer，1816-1852）等。隆德比是一位极富浪漫主义特质的风景画家。他画的《丹麦海岸·罗斯基勒峡湾景色》（A Danish Coast. View from Kitnæs on Roskilde Fjord）（图7），以两米多宽的大尺幅描绘海岸倾斜而上的悬崖，高耸的悬崖与流动的云气对抗而呼应，给人以雄奇的崇高感。画面不再强调人造景观的准确性，而是将目光投向大自然本身，极力强化色彩的丰富性和气氛的生动性，让人想起17世纪荷兰画家霍贝玛和雷斯达尔的作品。(www.xing528.com)
图7 约翰·汤玛斯·隆德比，《丹麦海岸·罗斯基勒峡湾景色》，布面油画，188.5cm×255.5cm，1843年，丹麦国家美术馆收藏
其实，很多学生并不仅限于对某位导师的遵循，而是转益多师，融会贯通。比如，学生时代的威廉·库恩（Vilhelm Kyhn，1819-1903）就从两位对峙的导师同时受益。他长期在日德兰半岛和西兰岛创作，他所描绘的日德兰林地真实生动，景色丰美，色彩浓烈，满怀真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师从隆德的P. C. 斯科夫高（P.C. Skovgaard，1817-1875）在《菲德烈堡宫》（Frederiksborg Palace）中表现出来的，却是埃克斯贝格艺术特有的细腻、真实和静谧。总体而论，丹麦艺术黄金时代的艺术家，在皇家美术学院背景下和对欧洲风景传统的学习中，投身于本土自然景观描绘，在北欧民族风景画的形成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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