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上看摩洛哥地处北非西北角，与西班牙大陆最近的地方仅隔开几十公里，但就是这几十公里的距离，不仅构成了两个大洲的距离，也构成了今天知识认知归类上的一个模糊地带，即如何认知摩洛哥文化中的亚、欧、非混合血统和伊斯兰与基督教共存的非单元文化。历史上摩洛哥属于马格里布帝国，大量的文字资料只显示这个帝国从8世纪开始到16世纪，包含了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时间跨度将近千年。但8世纪之前的信息相当模糊，这个地带的多元混合使得摩洛哥艺术既携带有伊斯兰东方和基督教西方的特征，同时还保持着当地柏柏尔人和非洲的一些明显的特征。不仅人类史和艺术史无法简单地对摩洛哥进行一个简单的归类，就是一些微观的语言学和生活习惯，一些生活器具和建筑结构也携带了这种混合的艺术风格，只不过在具体案例分析时需要区别对待而已。
就历史和社会学的定义而言，我们已经习惯先以定义来给被定义物罩上一层颜色以便于归类，就像八卷本《非洲史》的作者们在拷问我们为了便于总结而进行粗暴定义的狭隘性。“我们定义了非洲，所以身处非洲的摩洛哥就应该符合非洲”[3]（无法想象如果穆斯林在欧洲没有被基督教赶出来，或如果葡萄牙完全占领了摩洛哥，该如何定义摩洛哥）。简单粗暴化的归类法抹平了历史中的有效信息，摩洛哥本土多数柏柏尔人的属性以及泛亚性质的伊斯兰属性都使得这种传统的归属性质失效，而代之以混合审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在序言中这样写道：“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然而对非洲人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资料来自非洲大陆以外欧洲的博物馆，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像是我们以对西方和东方的定义，非洲也成为写作者想当然认为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A.姆博[4]摩洛哥的历史似乎都是由欧洲的记忆构成的，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字记录都是从欧洲而来。因为没有相对应的自己的文字记录，摩洛哥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被视为世界之外的地方。在希腊神话里，摩洛哥是远在支撑世界的“海克勒斯神柱”之外的蛮荒之地。柏柏尔人是当地的原住民，被认为是汪达尔人或腓尼基人甚至是阿拉伯人留在摩洛哥的后裔。“柏柏尔人”这个总的概念，现在只是指同一种族的结合。但他们的历史、走过的道路以及所受的影响，却是各不相同。
所谓柏柏尔人并不是指具体的部落而是一种统称，在摩洛哥境内从东北到西南，有四类不同的柏柏尔人，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事实上，即使“柏柏尔”这个略带贬义的名字，也要拜欧洲人所赐，是来自欧洲文献中描述北非的土著居民：“像野兽一样发音的人”或“沙漠里的人”等。从公元前16世纪一直到公元700年，将近两千年的时间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来说明这块土地上的文明，只有欧洲人的城堡和柏柏尔人的骆驼充满了现代人对那个时候摩洛哥的想象。公元前12世纪就有腓尼基人在大西洋沿岸的利克苏斯（在拉勒附近）建立的城堡国家遗迹，（事实上，从遗迹的规模和分布上，文明程度更接近古罗马的风格且规模似乎更大。甚至到了公元10世纪，在摩洛哥的中部还有罗马的城堡国家瓦卢比乌斯）。但最终留在这片土地上的是有着明显西亚和南欧特征的背景含混不清的柏柏尔人。法国殖民者亨利·康崩眼睛里面的马格里布人差不多都是柏柏尔族人。在他的视角里，不仅民族概念对柏柏尔人来说陌生，而且连部落这个概念，在一部分柏柏尔人看来，含义也还是太广。按他们之中有些人的理解，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村落，甚至是家庭。因此，他们的国家虽然与欧洲毗邻，但历史的发展却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康崩也承认摩洛哥的历史之所以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都难于叙述，就是因为摩洛哥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实体出现的，外人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杂乱的部落，昙花一现。
“柏柏尔人不仅是独立者，而且是天生的反抗者。它们生来具有反抗精神。任何外来的信仰、习惯企图在它们之间寻找市场，都会遭到顽强抵抗。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所有宗教到了柏柏尔人那里都变了样子……在新教起来反对帝王的罗马时期，它们相信基督教;在拜占庭统治下，它们相信多那图斯派异教，后来又相信阿里乌派异教，因为这两派都反对君士坦丁堡的正统教，成了穆斯林之后，它们就鼓励哈列哲派，反对巴格达哈里发的国教。柏柏尔人脱离了东方穆斯林的控制之后，便发展自己的伊斯兰教：把西班牙和摩洛哥形成一个共同体，鹤立于穆斯林世界。”[5]
柏柏尔文化中特有的伊斯兰文化的西部和基督教西方、欧洲与北非这种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在双方语言中都留下不少痕迹。“在日用物品中，我们发现了柏柏尔妇女织的毡毯、布匹，还有建筑物的正面用古老的图案来进行点缀。这些古老的装饰图案，根据明显的共同点来判断，都是属于爱琴海文化的”。[6]从今天柏柏尔语言中有大量早期进入到摩洛哥的迦太基人的词根，到欧洲语言中的伊斯兰痕迹，都可以看出这些交流的直接证据，“罗马对本地农业的发展给予最重要的影响。土著居民接受了罗马谷物、橄榄树和葡萄的经验。摩洛哥居民的农业历书，包括阿拉伯化部落的农业历书，是尤立安历书，而月份的拉丁文名称经过不大的变动就成为柏柏尔文和阿拉伯文了。在柏柏尔文和阿拉伯文的口语中，大部分与农业有关的术语都有拉丁文的词根。”[7](www.xing528.com)
但为什么是之后的伊斯兰教在摩洛哥取得成功，而不是更早期的迦太基罗马文化、更本土的柏柏尔文化或距离更近的欧洲基督教？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要涉及到本文追寻的摩洛哥“勒里碣”的形成原因。虽然摩洛哥紧贴欧洲地中海文明，就像前文提到的利克苏斯城堡，也有证据显示地中海文明很早就进入到北非的摩洛哥。但回过头来看，应该说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北非伯伯尔人更接近，除了10世纪时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一段短暂的教义强硬的历史之外，摩洛哥的阿拉伯教不像西方基督教那样设立教士或传教团，甚至进行以改变信仰为目的的战争。甚至到今天都没有打破柏柏尔的传统结构。伊斯兰教在摩洛哥马格里布的传播相当温和。作为连接非洲和欧洲的主要通道，贸易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考虑，所以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它只是官方宗教，除了多征些捐税之外，没有强迫对非伊斯兰教众进行改宗，因此，马格里布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等不同信仰者还能保持各自的特性。
另外，这一时期的伊斯兰教正在世界范围内大范围地传播；从印度河到直布罗陀，从南欧到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和货物自由流通。从12世纪到16世纪，非洲成为国际贸易的汇合处，对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法国的伊斯兰专家J.德维斯认为在中国占优势之前，印度洋成了以阿拉伯三角帆船航行海上为基础的伊斯兰教的海，以致罗伯特·科尼文在写到穆斯林世界成为经济统一体和非洲的伊斯兰教在政治上不依附于正统的伊斯兰教义时说：“在现代世界中，边界造成了麻烦，人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必须有护照和签证，简直想象不到会有这样的统一体。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朝圣者或商人无论走到哪里，从印度河到西班牙或苏丹，它们会发现到处都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同的宗教。至于被视为异端的哈列哲教派和什叶派，与其把它们看作在宗教方面存在差异，不如说是政治方面存在差异。”
“摩洛哥的伊斯兰历史也不同于巴格达或麦加的教派，一方面远离伊斯兰宗教中心，而且由大量本土的柏柏尔人组成的马格里布伊斯兰早在阿尔莫拉维德时期就由哈列哲教派把伊斯兰传统正统教义的圣训变得更为平均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且得到了当地人的回应。最重要的是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与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地理版图上的重叠，物理上的联系和经济往来，一方面造就和强化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的宗教取向，但更多的是这种重叠过程使得双方的文化里有了对方的影子甚至是血液。”[8]
M.塔尔比在文中也认识到经典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很难确立其统治地位，它在那里遇到以“异端”形式出现的哈列哲教派的顽强抵抗;哈列哲教派的特点是无政府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混合体，对游牧和农业社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马格里布的哈列哲教派在教义上的灵活态度，采用这一名称有时就表示对履行宗教义务采取漠视态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否定伊斯兰教本身。另外，从今天柏柏尔人仍然习惯使用几千年不变的游牧传统可以看出柏柏尔人的倔强态度”[9]。它往往与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背道而驰，尽管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还有伊德里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都曾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但直到阿尔莫拉维德与阿尔莫哈德王朝时代，相当明显的柏柏尔人异端形式才开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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