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学模式与学生发展研究：升学选择的约束机制

二战”之后，随着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对于高等教育的扩展与升学机会均等之间关系的讨论，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教育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领域的核心命题。依据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考察视角与价值定位的不同，相关研究可划分为地位获得模型、成本收益模型、消费模型三大流派（窦心浩，2018）。依据升学选择影响机制的考察层面的不同，又可将该领域研究区分为个体层面分析、组织层面分析和专题领域分析（McDonough，Fann，2017）。而以下本章则尝试依据个体大学升学选择影响因素的不同，将其划分为社会性约束、经济性约束以及信息性约束进行梳理。

根据OECD组织的概念界定，所谓高等教育公平，指的是学生的大学升学机会和学业成就不受到包括家庭背景、性别、种族、移民、居住地、年龄以及身体残疾等个人或社会境遇要素的制约，而是取决于其个体的先赋性能力和学习中的努力投入。然而大量研究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共识，即便高等教育升学机会供给规模不断扩大，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个体升学选择背后的不公平格局（OECD，2008）。

首先，从个体和组织制度两个层面思考升学选择行为背后存在的社会性约束。

教育社会学主要基于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两大视角，对社会分层与升学机会均等问题展开讨论。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教育发展需求来自各种职业岗位对于专业技能的需要。在传统的功能主义理论中，将个体的能力作为解释升学选择的核心因素，升学选择中存在的社会阶层、种族、性别等社会属性因素只是作为残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Randall Collins，1971）。如在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研究中，他指出，男性高中学生的升学意愿虽然受到个体智能和家庭背景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但由于学校制度的存在，属性因素的影响作用得到了抑制，而教育系统所具有的社会化和选拔功能，使得个体智能的影响力逐步扩大（Talcott Parsons，1964）。作为对功能主义理论的批判与修正，冲突理论则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在于身份团体将其文化标准放进甄选程序，意图垄断地位，教育的本质在于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再生产。作为基于该理论视角的代表性研究，布尔迪厄（Prerre Bourdieu）认为，教育是一种累积文化资本的途径，通过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理论解释了教育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再生产（Prerre Bourdieu，1977）。科尔曼（Coleman）则认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财务资本（financial capital）和人力资本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在教育系统的筛选机制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子女明显处于优势（Coleman，1988；1990）。

即便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之后，这种不公平的格局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入学率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教育机会的扩张，但这对那些早就享有教育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而言就显得更为突出，教育规模扩张并未缩小精英阶层的子女相对于弱势群体子女在教育上享有的优势（Mare，1981；Halsey，1997；荒木草平，2000）。不平等的最大化保持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理论）指出，教育规模扩张能使劣势阶层子弟教育机会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相对机会的劣势不会改变，教育不公平程度不会降低（Adrian E.Rafteryand Michael Hout.1993）。在此之后，MMI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修正，相关研究指出即便出现教育年限这样的量的平等，但特定的教育文凭将以一种质性的、更为不平等的方式替代以前的量的不平等（Ayalon，H.Y.Shavit，2004）。与此类同，日本教育社会学界将教育机会的社会阶层间差距定义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最终受教育年限，也就是所谓的“纵向学历差距”；其二是反映在同一学历层次上的院校间差距，即所谓的“横向学历差距”。随着高等院校功能与质量分化的推进，与以往表现在“受教育年限”或“最终学历”方面的问题不同，研究者逐渐将焦点转向后者，即隐蔽在“横向学历”分化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天野郁夫，1986）。同样的倾向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研究发现，弱势群体获得高等教育升学机会的比例虽有上升，但其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的劣势地位依然明显（文东茅，2005；丁小浩，2006；刘精明，2006；窦心浩，2018）。

以上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立足于个体层面，从学生家庭的所处阶层地位、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能力、种族、性别、文化背景、居住区域等社会属性因素，解释不同个体升学选择中出现差异。与此相对照的是，立足于组织制度层面的相关研究。该领域研究大都基于轨迹理论和标签理论，聚焦学校教育体系结构、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所就读学校的组织文化、课程内容、教师期望和升学指导等要素对于学生升学选择所带来的影响（窦心浩，2009）。

组织制度层面研究中，学校制度中的教育分流机制（tracking system）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所谓教育分流指的是，依据考试成绩与学术倾向测试，将学生分门别类，使之进入不同的学校和课程轨道，并按照不同的教学要求与标准，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授不同内容，使之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方长春，风笑天，2015）。虽然教育分流基于效率导向，其目的在于形成同质化的学生集团，并提供相应的能力指导，但在现实中，高中教育阶段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作为教育分流机制，对于在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路径的选择机会和选择范畴具有显著的制约性（岩木秀夫，耳塚宽明，1983；菏谷刚彦，1983；吉本圭一，1984）。实际上，教育分流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其结果导致阶层间不平等格局的维持与再生产。研究指出，通过相关的实践与制度构建，基础教育体系本质上扮演了高等教育机构升学的“守门员”功能。而在这样的体系中，弱势群体学生往往容易被纳入职业教育轨道（Oakesetal，2002）。换言之，借助于考试工具的逐级教育分流机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基于能力主义的技术性选择，家庭社会经济属性通过教育对分流具有潜在的影响。对于升学选择而言，教育分流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弱势群体学生被排斥于大学选拔机制之外，并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升学需求产生冷却或抑制效应（Tsang，1991）。(www.xing528.com)

其次，随着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崛起，经济性约束对于升学选择的影响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拓展了升学需求的解释力。具体这类研究可以划分为“成本—收益假设”“价格—收入假设”“就业前景假设”。

所谓成本—收益假设，是将教育视为对未来的投资，教育收益率成为升学选择的重要影响指标。但该假设只是得到部分研究的实证支持（Mennon，1998；岛一则，1999），另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指出该假设忽视了教育所具有的消费价值（Quin，Price，1998）。价格—收入假设正是基于消费理论，将教育理解为消费服务，而教育的消费取决于学费价格和家庭收入两大要素。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和精致化，学费价格中纳入了对学生资助要素的考察，家庭收入则深化至家庭预期贡献指标。

所谓家庭预期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EFC）指的是，家庭为高等教育升学所能支付的费用。相比于家庭收入指标，该指标在衡量家庭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方面提供了一个更为灵敏的标准（Heller，D.E.2002）。

至于就业前景假设则是从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前景来解释升学需求的波动。但该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稳定性支持。如在西班牙，作为劳动力市场信号，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对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Albert，2000）。但该假设并没有在所有国家得到印证，如在日本，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并未引发升学需求的波动（矢野真和，1996）。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完全理性、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而在升学选择过程中却存在着，由于不同学生群体对于升学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存在差异，而导致升学选择的不同。关于升学选择相关信息，其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入学选拔和学生经济资助政策方面的相关信息。郝思乐等人（Hossler，etal，1999）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贫困家庭子女或第一代大学生，中产阶级学生的父母掌握更为丰富的高校信息与经验，为此能够在更早的阶段为子女制订升学计划，甚至是有意识地鼓励子女参与院校在选拔学生时所关注的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使之在升学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Cabrera，etal，2000）。而学生经济资助的信息可以增加学生所考虑的高等教育的选择范围（Heller，2002）。有研究者指出，有关财政资助的知识可以帮助家庭来选择更大范围的院校，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高等教育投资机会。对财政资助的了解能够鼓励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做出升学选择（St.John，etal，1996；Terenzini，Cabrera，Bernal，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