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基于学生参与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学生积极参与大学各项教学活动的收益或成就包括:认知性和智能性技能的发展(G.Anaya,1996;Baxter Magolda,1992)、大学校园适应(Cabrera,etal,1999)、道德伦理观的发展(Rest,1993)、实践技能(Kuh,1993;1995)、社会资本的积累(Har-per,2008)等。长期以来,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影响路径一直成为高等教育研究未曾打开的“暗箱”之一,而学生参与理论的崛起和相关实证研究的不断探索,为打开这个暗箱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学生参与作为重要研究指标,不仅为理解、解释,甚至预测高校学生成就(student outcomes)提供了重要的说明变量,同时也提高了对大学教育产出的解释力度。另一方面,近年学生参与理论的发展将学生参与从学生个体责任拓展至院校与学生个体的“双重责任(the dual responsibility for engagement)”(Harper,Quaye,2009)。学生参与成为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成为高等教育的问责指标之一。该指标反映了院校教学服务、社团活动平台、资源配置,以及各项学生支持服务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积极投入,为高校管理者和学生事务工作者的管理实践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生参与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经验研究层面,都面临着各种挑战。
其一,学生参与理论在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域、不同院校、不同就学时期以及不同类型学生的参与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方面存在欠缺,存在着以一概全(one-size-fits-all)的危险性。任何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发现都具有其特定时间或发生场域的局限性,学生参与理论也不例外。截至目前,高校学生参与研究往往基于大样本学生调查,虽然这样的研究往往被理解为具有可推广性,然而却存在着以一概全的危险性(Kuh,2009)。面对高等教育学生特质的多元化,以及不同院校、不同国家地区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学生参与的表现方式及其影响机制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需要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挖掘。
其二,学生参与操作性指标的单一性。以NSSE学生调查的测量工具为例,学生参与的具体操作性指标采用了学生在过去一学年参与各项活动的时间投入的自我估计结果。而这样的测量方式往往容易低估甚至忽视学生在认知层面或情感层面的参与或投入(Axelsonetal,2010)。(www.xing528.com)
其三,两维视角的学生参与理论在经验研究层面遭遇尴尬。不可否认,乔治·库恩的学生投入理论将学生参与从以往单一的学生视角,拓展为学生与院校的两维视角,对学生参与作为高校教学改革指导和高校质量问责的测量指标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这种广义的概念内涵界定方式是将两个因变量混同在一起,导致在分析中无法清晰厘清不同维度各自发挥的作用和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换言之,两维视角的学生参与理论虽然有利于高校问责,但却不利于研究操作和具体的院校教学完善,因为概念操作忽视了具体不同维度之间的关联性。
其四,学生参与的条件性效应和补偿性效应。尽管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学生参与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效应,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发现了学生参与的条件性效应(conditional effect)和补偿性效应(compensatory effect)(Cruceetal,2006;Pascarella,Terenzini,2005)。所谓条件性效应指的是,学生群体间变化或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而补偿性效应指的是,弱势群体学生在参与某种教学项目或实践时,其收益高于其他学生群体。针对这种现象,学生参与研究需要在未来做进一步细分化探讨,才能真正寻找到促进不同类型学生积极参与大学教学活动、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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