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模式对学生发展的研究及成果

汀托的学生辍学理论模型（Tinto，1975；1993）可称为高等教育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文献。谷歌引用指标（Google Citation Index）显示，上述两篇文献的引用次数接近5000次（Tatina Melguizo，2011）。汀托的解释模型侧重于高等院校对学生的影响作用。他在阿斯汀模型的基础上，借鉴了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提出的社会融合理论和斯帕蒂的学生辍学选择的社会学解释模型，由此建构了更为清晰，并关注动态过程和各类互动作用要素的解释模型。汀托将自己的模型描述为“学生辍学的互动作用理论模型”（Tinto，1993）。该解释模型可理解为阿斯汀I-E-O模型的动态发展，并将研究视角拓展至时间序列发展和影响。

根植于文化仪式的人类学模型，汀托假设学生首先必须与他们之前的相关群体分离，比如家庭成员或者高中同学，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学生逐步和新群体的成员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寻找身份感。在过渡阶段之后，学生开始吸纳新群体或者大学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Tinto，1993）。在该模型中，学生入学时带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学术技能、特质，以及教育经历，这些要素影响着他们的初始意图、目标和承诺（commitment）。在与院校正式和非正式学术、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学生初始意图和承诺被逐渐调适和再形式化。院校学术、社会系统构成了学生所处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学生也深受院校之外的家庭、朋友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学生互动带来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持续影响意图和承诺并可能最终导致学生做出辍学选择。在许多实证研究中，学生互动被作为融入的代理变量。

汀托模型中，所谓学生融入指的是，学生个体分享院校内部同伴和教师的规范态度和价值观的程度，以及遵守院校内各类团体或下位团体对于组织成员的正式或非正式性要求的程度。一旦个体的融入度增加，则会强化学生对于个体目标的投入，并通过个体目标的实现强化学生的院校投入。相反负面的经历和互动，则会阻碍学生个体与校园内学术团体和社交团体之间的互动，加大两者之间的距离，由此降低个体对于目标和院校的承诺，最终引发学生个体被边缘化，做出辍学选择（Pascarella，Terenzini，2005）。汀托提出的学生与院校间的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与阿斯汀的参与理论，以及佩斯的“努力的质量”概念极为相似，都强调了学生参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在具体实证研究中，社交融入经常采用朋辈互动和师生互动程度来测量，而学术融入则采用学生对学业发展和专业选择的满意度（Kuhetal.1994）。(www.xing528.com)

汀托的学生辍学模型具有细致的理论阐释，能够成功应用于学生各类成就的研究。该模型在解释学生辍学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方面具有四大特征：其一，作为院校层面的模型，他尝试描述与解释在院校内发生的辍学选择的动态化过程；其二，他提供相关实证研究表明，辍学学生中由于学术原因被开除的比例很低，为此，汀托模型侧重于解释个体自愿辍学的动态过程；其三，该模型结合动态与互动两大特征，考察学生个体在院校中如何在各类互动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做出辍学选择；其四，该模型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性，能够为高校管理人员提供降低学生辍学发生比例的工作指南（Tatina Melguizo，2011）。

但是，相关学者指出，汀托理论模型也存在着一系列的局限。例如，基于院校层次的汀托模型缺乏对外部环境对学生辍学行为的影响作用给予充分的关注（Cabrera，Nora，Castaneda，1992）。该模型虽然尝试从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角度来解释学生辍学行为，但并没有对学术与社交融入之间的关联机制提供清晰的阐释（Bean，Eaton，2001）；模型并未对学术融入和社交融入提出有效可信的测量指标（Tatina Melguizo，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