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扩张：高校教学模式与学生发展研究

（1）不同时期的扩张路径

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过程可理解为，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结构不断变化、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思考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特征时，不仅需要关注其发展历程与成本的压缩性特征，同时需要密切关注扩增的实现路径。

分析结果显示，1978年，高校招生人数达40万人，比前一年度增加了12.9万人。但与前一年度相比，本科院校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将近6万人，相反在1977年招生规模仅为1万人的专科院校却在短短1年间扩增至19.7万人，其扩增贡献率高达145.7%。这意味着，在这次高等教育的历史性扩张过程中专科院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同样在第二和第三次扩张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特征的扩张路径。具体而言，1979—1985年的第二次规模扩张过程中，本科招生人数增长11.3万人，专科院校的招生人数从7.1万人增至30.2万人，其扩增幅度远远超过了本科院校。本科与专科院校的扩增贡献率分别为67%和33%。在1986—1993年的扩张招生数中，本科与专科院校的扩增贡献率分别为21%和79%，推动规模扩张的核心力量依然是专科院校。

然而，到了第四次扩张期以及进入21世纪之后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阶段，我们发现，一直以来发挥主力作用的专科院校的招生比例令人意外地出现下滑趋势，而本科院校在这两个阶段的扩张贡献率分别高达81%和48%。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两个阶段，政府已经改变了以往的扩张路径，使得本科院校在规模扩增中的贡献率出现明显反弹？

寻求该问题的答案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关注不同隶属关系院校在规模增长中的贡献率。根据政府公布的2000—2007年的招生数据推算，该时期高校招生增长规模为3453万人，其中中央属院校的增长规模仅为6.7万人，地方院校为222.9万人，民办院校为115.6万人。三类院校的扩张贡献率之比为1.95%∶64.56%∶33.4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虽然从表面而言，本科院校与专科院校在规模扩增中形成了分庭抗礼的格局，但本科院校的规模扩增并非发生在以“985”工程院校或“211”工程院校为代表的央属院校中，相反地方院校和民办院校成为规模扩增的主体。

（2）低成本扩张机制：从专科主导模式向地方/民办院校主导模式的逐步过渡(www.xing528.com)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担负着两大重要职能：其一是为实现政府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目标，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促进技术进步的基础；其二是通过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减轻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形成适龄青年适度分流，避免失业危机，保障社会稳定。然而上述两大职能，前者着眼于对于高等教育的卓越性，而后者则更多倾向于高等教育的数量扩增或机会均等性。

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困境之下实现两大职能？依据以上对1977年以来扩张实现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选择了“低成本”扩张机制。所谓低成本扩张机制特征表现为，政府部门一方面通过控制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规模增长，维持和保障这类高等院校的选拔性、学术声望、教学水准等教学科研质量，从而实现国家尖端人才培养的职能。另一方面则积极推动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高等院校实现招生规模增长，实现教育机会供给总量的扩大，并由此实现高等教育的贮藏功能。这里需要留意的是，这种低成本扩张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运作模式。

在高等教育发展尚处于精英阶段的1978年、1985年、1992年的三次规模扩张历程中，政府将普通本科院校界定为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在控制其招生规模的同时，选择了以办学成本较低的专科院校为承载主体的扩张模式。

但随着规模的不断膨胀，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化，单一的专科院校为主导的扩张模式已很难得以维系。在此背景之下，在1999年启动的高等教育大扩招进程中，扩张模式在保留专科主导模式特征的同时，已逐步向以地方/民办本科院校为主导的扩张模式过渡。政府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加大省级政府管理本地高等教育的统筹力度，将部分央属院校下放调整为地方院校。另一方面则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积极发展包括独立学院在内的民办高等教育。为此在这一阶段，本科院校体系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没有渗透到以“985”院校、“211”院校为代表的央属院校，相反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本科院校和民办院校的学生吸纳能力急剧扩增，在规模增量中承担核心作用。

诚然，对于资源缺乏、政府财力薄弱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低成本扩张机制是在短时期内实现高等教育规模扩增、普及高等教育升学机会的有效手段。但是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扩张机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两极分化格局，其结果将使得高等教育系统的金字塔式分层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或再生产，同时也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投下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