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高校教育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针对某些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在某一特定时间阶段出现急速发展的现象，以比较高等教育学者为主的研究者群体则不断尝试从区域框架（the local context）来提供有效解释。例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1980—1995年的10年间，亚洲地区高等教育人口出现飞速增长，并且其增幅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针对此现象，许多学者努力尝试基于以下的区域性解释框架，寻找亚洲地区高等教育急速发展的动力机制。

（1）后发国家的学历病效应解释模型

英国著名社会学者罗纳尔德·多尔（Ronald P.Dore）在1976年出版了《学历病（The Diploma Disease）》一书。他在探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地位，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后发国家的共性时指出，由于政治性变化（民主化）先行于经济性变化（工业化），这些国家在较早阶段就建立和完善了基于政治原理的教育制度。多尔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是在经历了一个逐步性发展进程之后，学历才得到公认，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与此不同，在亚洲后发国家，学历从一开始就成为进入现代产业部门的前提条件。这种学历的特殊效应导致了大学学历文凭竞争不断加剧，以至于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最终引发学历病（diploma disease）的爆发与蔓延（Ronald P.Dore，1978）。

不可否认，教育过度、学历贬值以及高学历者失业的增多，无论对家庭和国家都意味着是教育投资的社会性浪费。由于学历文凭具有明显的功利价值，如果社会过分盲信学历的价值，就容易使人们产生将学历直接视为社会财富化身的错觉，进而诱发对学历的幻觉，带来教育的变质，造成学历病。多尔指出，“学历病”是近代社会难以避免的体制病。

虽然，多尔的后发国家的学历病效应解释框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能为亚洲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全面的阐释。其局限性在于，他将高等教育仅仅诠释为高等教育的学历膨胀现象，只停留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

（2）东亚发展模式

要解释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其超常的扩张模式需要跳出传统理论的约束，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解释模型是，卡敏斯（Cummings）在其《东亚教育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了“东亚模式（the Eastern Asian Approach）”的新视角（Cummings，1997）。(www.xing528.com)

虽然卡敏斯的研究对象是亚洲人才开发，但其研究视角对分析亚洲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性。他指出以日本为代表J模式包含了四大核心要素：（1）政府以坚定的信念传播社会固有的传统价值，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的发达技术，整合与构建了教育与科研体系；（2）政府财政投入侧重于普及初等教育。而在高等教育阶段，政府资源投入方向则更倾向于理工教育；（3）学生、家庭以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被期待对公办教育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4）政府不仅进行人才开发，同时也致力于人才的有效利用。政府深度介入人力资源的规划、职业配置以及对科学、工科领域的调整（Cummings，Alt-bach，1997）。上述四大核心元素反映了，亚洲国家一方面推动以政府为主导的人力资源开发，但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困境，政府选择对私立教育的发展、教育成本的受益者负担机制的引入持宽容的态势。其结果导致了亚洲国家中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和受益者负担机制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J模式传播至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之后又渗透至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3）儒家模式

对于东亚地区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许多比较教育学者习惯于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力出发，对该地区民众教育意愿及升学热情提供理论解释。例如，针对包括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东亚地区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及院校科研，西蒙·马杰逊（Simon Marginsion）提出了该地区区别于欧洲与北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其发展具有独特的儒教模式（Confucian Model）（Simon Marginsion，2011）。

所谓儒教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包含四大互相影响的核心要素：其一是在高等教育系统构建、经费投入和发展重点选择中存在强大的国家取向；其二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潮流及其背后的教育民间私人投入行为；其三是一次性机会的国家考试体系，而该体系引发了社会竞争的激烈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家庭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其四是政府公共财政在科研和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中的加速投入。

西蒙·马杰逊指出，儒教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家长愿意投入额外的费用，让子女接受课外辅导及补习训练课程。这种高额的教育投入，皆源于传统儒家思想重视教育的影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自动自发地读书学习被视为孝顺父母的行为，在学校勤勉读书可能促进个体在社会中实现向上移动，学生在校内相互竞争优良考试成绩等皆为儒教高等教育模式。上述这些价值观在我国唐朝时就早已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东亚地区民众的教育观念中。

对于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与潜在危机，西蒙·马杰逊敏锐地观察到，虽然随着经济发展和低税收机制的实施，儒教模式可以推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提升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质量，但需要留意的是，儒教模式可能降低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导致政府隐性干涉大学的行政管理自主权和学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