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视角的解释-高校教学模式与学生发展研究

丸山文裕从社会学，尤其基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指出，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大的解释主要分为两大主要的理论流派。其一是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理解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经济变动所引发的产物，即从技术-功能主义理论（technological-functional theory）的视角解释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其二是以冲突理论为代表，强调从教育的自律性和教育体系内在的逻辑性来解释高等教育的扩大（丸山文裕，1986）。

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手段的系统，其各个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结构功能主义把教育视为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教育在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其发展受到外部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功能主义认为，教育规模扩张是社会对技术创新和发展、日渐提高的就业技能需求的一种自然反应（Bell，1972；Parsons，1975）。其理论命题见于一些文献中，可以概述为：

（1）技术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业社会的职业岗位技能要求的不断提升；

（2）教育既为受教育者提供特殊技能的培训，也提供高技能职业所需要的一般技能培训；

（3）随着就业岗位对学历要求的提高，需要在学校接受长时期教育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增。由此可见，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角度在于，随着教育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取中的重要性的提升，教育需求不断膨胀，但同时也导致学历资格的“通货膨胀”。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世界各国均出现了教育规模高速增长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功能主义的理论前提在于，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贤能主义（meritocracy）的社会人才筛选必然遍及社会各阶层。功能主义在理论上并未把教育视为国家机制，因此闭口不谈由于政治需要才促成了教育规模扩张（帕梅拉。B.沃尔斯特，2004）。在该理论引导之下，研究人员普遍倾向于采用经济变量，尤其是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核心自变量，来解释教育规模扩张的出现，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的盛行。(www.xing528.com)

人力资本理论主要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解释教育在培训和训练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在1961年发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1963年发表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中主张，将人力资源视作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手段，其投资的经济效益远高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

回顾关于高等教育规模制约因素的一系列研究，其研究层面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矢野真和，1996）。其中宏观层面主要从教育的供给方为研究切入点，在教育规模扩张被国家的结构特性所制约的理论命题基础之上，将研究焦点主要定位于教育规模与社会经济的宏观指标间的关联性上。通常分析中，研究者采用GDP、能源消费量、非农业人口比例或都市人口等指标，来探讨教育规模扩张的影响机制。

与前者不同，微观层面研究则着眼于个体或民众的教育升学需求，其解释模型可细分为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矢野真和，1996）。所谓消费理论是将教育理解为一种消费物品（服务），而教育消费则是收入和价格的函数。例如，坎贝尔（Campbell）和希格尔（Siegel）的研究发现，利用收入和学费价格两个变量，可以解释1919—1964年教育需求（升学率）波动的87%（Campbell，Siegel，1967）。投资理论认为，教育并不取决于消费，而由投资所决定。换言之，该理论主要讨论成本和收益在教育投资中的作用。根据投资理论，对毕业后的薪酬预期越高，教育需求则会相应增长。相反教育成本的增加则会抑制教育需求。并且，根据投资理论，收入水平的上升不仅能有效提高家庭的教育经费筹措能力，同时也能相对降低家庭开支中的教育经费负担比例（矢野真和，1996）。

当然，如果不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纳入研究视角，单纯地建立以个人需求为基础的教育需求规模解释模型，将与现实严重偏离。福特（Foot）在消费理论与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同龄人口群体规模（cohort）假设。该理论的理论前提是，教育需求的分析结合人力资源规模，将有助于解答学生是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后才做出升学选择的问题。福特选择了收入、直接成本（学费价格）、大学适龄人口的失业率和出生率等指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考察大学升学率波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仅投资理论和消费理论得到支持，同龄人口群体规模假设也在分析中得到了支持（Foot，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