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人类发展的意义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创新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浩如烟海的公司战略文件到国家发展战略，都在强调创新。创新，无论是对消费者、股东、公司未来业务的发展，我们的生存和成长，还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迪尔公司CEO 罗伯特·雷恩认为，迪尔公司能够一直发明对消费者有用的新产品，是公司成长的关键。通用电气董事长杰夫·伊梅尔特表示，通用根据想象力评价公司高层领导者，富有想象力的领导者有勇气去资助新想法，领导团队发现更好的想法，领导员工承担更大的可预期风险。宝洁公司也一直投资创新以驱动业务增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认为创新就是在消灭自己，不创新就会被他人消灭。从这些企业管理者对创新的认识中不难发现，创新是企业生存并持续成长的关键因素。

在实践中，人们对创新的投入也非常可观。统计资料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超过7 000 亿美元。在美国，超过16 000 家企业拥有自己的研发实验室，而且至少有20 家企业每年的研发预算超过10 亿美元。在德国，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有16.8%来自新产品，在研发密集型产业中，其比例更是高达38%。2016 年，华为公司研发投入高达90 亿美元，超过苹果、思科等巨头，华为常务董事、战略市场总裁徐文伟表示，华为每年在创新研发上的投入都非常庞大，一直占公司总收入的10%～15%，而未来华为仍将继续加大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营收比将提升至20%，甚至达到30%。

因此，企业对创新的关注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行动中。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企业不改变提供给市场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创造和交付产品的方式，企业将承担被其他竞争对手打败的风险，创新与生存密不可分。历史也不止一次证明，生存并不是注定的，能生存下来的企业是因为实现了有效的创新，而那些在市场中因循保守的企业则被无情地淘汰掉了。作为IT 业最成功的公司之一微软，也认为它们距离消亡只有两年时间。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安迪·格鲁夫也指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而偏执中则包含着创新的基因。

一个人的问题是另一个人的机会。创新对于已经处在市场中的参与者而言是一种不得不面临的不确定的局面，在变化中主动应对的可能会胜出，消极应付的必然出局，而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则是一个重新设计游戏规则的巨大机会。在阿里巴巴网络交易平台开通之前，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习惯于借助各级实体分销机构的服务，生产者要依靠它们把产品卖出去，而消费者则必须依靠它们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商品，让生产厂家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看起来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阿里巴巴网络平台的开通，实现了生产厂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无缝对接，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跟厂商对接，商讨商品价格、数量、发货时间和方式等，使以前供求双方都依赖的实体分销机构所拥有的资金实力和实体店面都变得毫无意义，实体零售业的生意从此一落千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会导致赢或是输的情形，更多的时候，创新会带来双赢乃至多赢的局面。在青蒿素能被有效提炼出来之前，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可靠的办法来治疗疟疾，因此全球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种疾病。中医传统典籍中固然有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但是尚未开发出能提取有效成分的方法，屠呦呦及其科研团队通过反复试验，发现用乙醚作为溶剂，可以在不破坏药物有效成分疗效的情况下低温萃取青蒿素，一举解决了人类无法大规模有效治疗疟疾的难题。屠呦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生产疟疾用药的企业也获得了利润，身患疟疾的人也不必面临死亡的威胁，通过简单的药物治疗就能治愈这种疾病。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远程教育是创新导致多赢的又一个例子。在互联网远程教育出现之前，除了面授之外，就只有音像资料。由于技术条件的约束，在时间和空间上匹配要求极其苛刻，导致好的教育资源无法与受教育者有效对接。互联网远程教育的介入，极大地改进了传统教育方式的不足。首先，在时间和地点安排上可以非常灵活，受教育者掌握着学习的主动权。其次，互联网具备的互动功能还可以让受教育者的问题得到及时反馈，在线作业、在线测试和讨论极大地方便了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再次，互联网在课程选择、进度控制和账户管理上也优于传统的教育方式。交通费用、食宿费用的节约也是互联网远程教育给广大公众带来的又一大福利。最后，通过这种灵活的安排，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极大限度地覆盖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受教育者。

创新不仅是企业考虑的重点，也是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2006 年，在澳大利亚政府网站上写着：不投资创新的公司在未来将会面临风险。如果不针对新出现的问题搜寻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它们的业务不太可能快速增长，也不会获得竞争力。英国政府科学办公室则提出，创新是现代经济的引擎，它把新想法和知识变成产品和服务。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政府总结认为，中小企业成功有以下显著的特点：创新是与企业成功联系最紧密的因素；创新型企业比缺乏创新的企业增长更快或更成功；市场份额或利润快速增长的企业，一般都是创新型企业。在2016 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培育发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在战略必争领域前瞻部署，加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衔接融合。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造一批“双创”示范基地。在传统产业广泛开展“互联网+”行动，让“老产业”焕发出“新活力”。要通过改革，完善科研管理、人才评价等机制，让科技人员把更多精力用在研究上，用活科技人才，释放创新潜能。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用贯通，使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党和政府对创新工作的重视。

更为重要的是，创新还与全球的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讨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普遍认同创新能够解释经济增长。威廉·鲍莫尔指出，自18 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最终都应归功于创新。

案例4(www.xing528.com)

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

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造船工程师和航海仪器制造者，受父亲的影响，13 岁时瓦特就已经开始制造机器模型，到青年时代便成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技工。1764年，瓦特认真研究了纽克曼早期发明的一个非常不实用的蒸汽机，通过多次实验蒸汽机压力、气缸设计和阀门，到1796 年，制造出了一台真正意义的大功率发动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直接结果是商业和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制造社会，工厂迅速兴起并成为经济生活的核心。新兴工业化行业产出急剧增加。以英国为例，用于纺纱的原棉进口，在1701 年为100 万磅，1750 年为300 万磅，1781 年为500 万磅。这种增长速度已经很可观了，但是随着纺织技术的改进，原棉进口量急剧增加。到1874 年，原棉进口超过1 100 万磅，1789 年又翻了三倍，而且仍然在增加。1799 年增加到4 300 万磅，1800 年增加到5 600 万磅，1802 年增加到6 000 万磅。技术渗透在其他领域表现也十分抢眼，煤产量在40 年间增加了10 倍，生铁产量从1788 年的68 000 吨跃升到1839 年的1 347 000 吨。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案例5

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

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合作化改革，土地从最初的私人所有变成以公社为单位的集体所有。随之而来的是1958—1961 年的三年大饥荒，面对这样的结果，主流媒体给出的解释是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是指自然灾害，而人祸则是指中国与苏联交恶，对方要求还款。有学者在整理了发生大饥荒的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得出结论认为，当时并未发生全国范围内的大的自然灾害，与苏联交恶导致还款也不是粮食短缺的主要原因。不过，土地制度随后进行了调整，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自留地；第二是缩小生产单位。所谓自留地，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都可以分得一部分土地，农民自己耕作，所得的粮食也不用上交给集体。与此同时，生产单位也从过去以公社为单位划小到以生产队为单位。在经过这一轮土地制度改革后，粮食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产出依然不高。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 户农民私下决定将土地分包到户，并按比例提交公粮，剩下的归自己所有。此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被其他地区纷纷效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实施，粮食产量增幅显著。统计数据表明，从1979—2010 年中国粮食产量平均增长率达到2%。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78—1984 年有较大幅度提高。在1980—1984 年，中国农业投入并没有大幅度增长，而农业产出却有了大幅度上升。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表明，导致农业生产力提升的不是生产要素的增加，而是生产要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而可考证的资料也表明在这段时期内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发生重大改进。唯一能解释生产力改进的因素就是土地制度的创新。农业不同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农业生产周期较长，一般都在几个月以上甚至几年；第二，农业生产受外界气候环境影响较大，不容易分离出气候和人分别对产出的影响；第三，农业生产工序较多，而且每一个工序都对产出结果有影响，但是每个工序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不容易测度。因此，在集体所有制的生产条件下，由于无法准确测度出某个人在某个工序中对产出结果的贡献，只能通过劳动时间来间接测度一个人的贡献。给定用劳动时间来测度一个人的贡献，劳动者只需要投入时间，并不直接对产出结果负责，结果导致人人都偷懒，因而总体产出水平低下。在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对产出有剩余索取权，在交够公粮之后，剩下的都归自己所有。农民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次努力或者懈怠都将影响产出结果，而承受结果的是农民自己，因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带来了粮食产出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考虑到农民自己耕作产量不易统计，如果产出报得过高可能导致公粮征收水平上升，实际粮食产量可能更大。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带来的影响远不止粮食产量的增加。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前，由于农民被附着在土地上，凡是适龄劳动力都被派到土地上参加生产，所以没有农民失业。土地制度改革之后，完成与之前同样多的生产任务只需要一部分劳动力，而且农业生产有季节性，一旦农忙过了，大部分农民无事可干。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头脑灵活的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开始从事工商业，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同时农民办的企业由于机制灵活、生产成本低，给国有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20 世纪90 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甚至破产，倒逼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从而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变革。土地制度变革这样一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带来了中国长达2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