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书院的兴起和原因

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南宋书院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同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时期，北宋的书院也处于开创阶段；南宋时期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南宋的书院也进入了相当完备的阶段。南宋理学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与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的学术文化思想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书院教育成为理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基地。

南宋理学流派繁多，学派林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栻等。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儒、佛、道长期斗争、融合的产物，书院教育也广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讲学的内容和形式。这在南宋书院教育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

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直到南宋理宗朝（1225—1264）才达到高潮。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渡过黄河，攻陷宋都城汴京（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后妃、公主、宗室、大臣等3000 余人，以及各种财物（文物、图书、档案、天文仪器等）和众多的技艺工匠。统治了160 年的北宋政权，被迫南迁。

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于1127 年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是为南宋高宗。不久，在金兵的进逼下，又由南京逃至扬州。建炎三年（1129）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昌国（今浙江象山）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1138）正式建都于此（时称临安）。前后经历了12 年之久的逃亡生活，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当时，叶琳曾上书请立太学，朝廷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只得“故从缓议”。朝廷无暇无力顾及文教事业，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定太学弟子以300 人为额。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南宋的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官学教育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有志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读书士子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曾于北宋初兴盛一时的书院，自然又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然而苦于回天乏术，只好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1194）复兴岳麓书院。自北宋初就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对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

南宋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南宋理宗时代。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近700 所，建于北宋的约140 所，占总数的20％左右，而建于南宋的有500 余所，占总数的80％左右。在建于南宋的书院中理宗一朝占50％以上，近300 所。

南宋书院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分别为161 所、24 所、44 所和27 所[1]。这一方面是由于宋廷南迁，北方大地落入女真族金兵控制之下，汉民族南迁，汉民族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另一方面，书院的发展受著名学者讲学活动影响极大，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有众多名师讲学，是南宋理学家活动的主要地区和范围，所建书院自然随之增多。特别是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一批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都在江南地区，遂使这些地区成为书院最发达之地。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

南宋书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亲手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条规，为书院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鹿洞书院礼圣殿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

南宋书院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充实和丰富，教育特色更为突出和显著。藏书、祭祀、讲学都受到充分的重视，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创设了较好的条件。

书院的藏书受到广泛的重视。除请求朝廷御颁书籍外，还收藏友朋赠书，并遣人四处购书。专建藏书楼和书库，委派专人掌管。不少书院着手自己编书、刊刻书籍。各书院差不多都成为当地一个藏书最丰富的场所，因此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

南宋书院的讲学有许多新发展。讲学人可慕名聘请，或书院主持人自讲，还可临时请名人讲演。不同学派可以互相交流、论辩。如：黄榦（ɡàn）（朱熹的得意弟子）去庐山访友，曾应邀在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朱熹曾赴岳麓书院同张栻会讲。名师在书院讲学，听讲者不限本书院师生，外地士子也可前来听讲，如黄榦在白鹿洞书院讲“乾坤二卦”时，“山南北之士皆来集”。有的书院还曾实行高足弟子代讲。如陆九渊在槐堂讲学时，令弟子邓约礼为斋长，有求见问学者，先令其从邓问学；在应天山精舍讲学时，又以从邓约礼学习的傅子云代讲。名师讲学常把所讲内容整理成讲义，学生听讲也如实边听边记，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书堂讲义”，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也有“丽泽讲义”。学生的听讲笔记也常整理总汇起来，如《朱子语类》140卷，就是辑录朱熹99个弟子的多年听讲笔记而成的。后世教学中教师的讲义和学生的听课笔记大概就是由此沿袭而来的。南宋讲学的优良传统，到明代书院又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南宋书院数量多、规模大、地位高、影响广，差不多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许多地区的主要教育机构。

南宋书院的勃兴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概括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官学的衰落是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庆历以后，北宋的统治者曾把发展教育的重点寄托在兴办官学上，然而三次兴学运动均告失败，所存者也仅有学校的形式，而无教育的实绩。

绍熙三年（1192）吏部尚书赵汝愚在一份奏折中指出：中兴以来，朝廷建太学，行贡举，造成“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学校中“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

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学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

兵部侍郎虞俦（chóu）曾上书指出：“近来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也。”他愤激地说：

“朝廷建一官，盖欲使之治一职，苟以为迂阔于事，无补于时，曷不一举而废之！吏禄学粮，犹可省也。”（《续文献通考·学校考》）

正因为如此，朱熹等人才极兴书院，许多人仿效朱熹之所为，大力提倡和创建书院。

南宋统治者也从总结北宋发展官学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北宋末年，太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统治集团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如：陈东在钦宗和高宗时曾七次上书，并领导了太学生请愿运动；光宗绍熙五年（1194）太学生汪安仁等200 余人上书；宁宗庆元元年（1195）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上书；理宗淳祐十年（1250）太学生刘黻（fú）等六人上书。

因此，统治集团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朱熹在《崇安县学田记》中记叙过州县学经费困难的窘况：“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缩取它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其或有故而不能继，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倾圮，斋馆芜废。”朱熹感叹道“然养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则亦岂可不谓难哉”，总不能老让读书人“岁终裹饭而学于我”吧！因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倒有独特的优势，遂应运而生。(www.xing528.com)

第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南宋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南宋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因此，南宋许多有志之士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的书院都标榜反对科举。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勖（xù）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朱熹的许多诗句都贯穿着这种精神。

一首称：

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

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

彼青紫之势劳，亦何心于俯拾。

（《朱文公文集》卷一）

另一首称：

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光风更别传。

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

（《朱文公文集》卷七）

还有一首称：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朱文公文集》卷七）

都是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第三，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南宋书院的勃兴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南宋的书院多是宣讲理学的书院，理学成为南宋书院的基本教育内容；南宋的理学主要通过书院进行传播，南宋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著名学者杨时说：“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也说：“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所谓“道”，即道学之道，也就是理学之道。表明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理学奠基于北宋时期。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人，反对汉唐经学教育只重章句训诂、笺注，主张为学要讲究明心养性，讲明义理，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本源于理，正心、诚意、修身为为学之本，必须以《易》为宗，以《大学》《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构建起理学的基本体系和框架。朱熹以毕生精力完成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注释工作，合称为《四书集注》，并推崇为“经”的权威神圣地位，标志着理学已进入成熟阶段，朱熹也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理学体系成熟的同时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张栻主讲岳麓书院，陆九渊讲学于应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等。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造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

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

第四，南宋印刷业的发达为书院的勃兴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书院以藏书丰富为特征。自学读书是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藏书是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书院教育悠久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印刷术是世界闻名的重大发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条件的改善，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王应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释书院时称：“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就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

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刻版印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图书的效率和质量。除了官方的刊书机构，大量出现私家书坊，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方便。书院藏书的条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并且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历史。后世图书馆藏书中的珍本书、善本书，一部分就是“书院本”。如：婺源丽泽书院在理宗绍定三年（1230）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1248）刻《陈北溪集》50 卷；象山书院于绍定四年（1231）刻袁燮的《家塾书抄》12 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1265）刻《朱文公文集》100 卷，《续集》10 卷，《别集》11 卷。

图书的大量刊印，有利于图书收藏，也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书院刻书业的发展，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也方便了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对书院的勃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这个数字不十分准确，因为有一部分书院只注明建于宋代，难以确定是北宋还是南宋，此处只能据确已注明为南宋所建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