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苗疆长城，南方长城形成

明初，朱元璋为了防备鞑靼人东山再起，采纳了朱升“高筑墙”的建议。在这以后的二百五十年间，明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达十八次之多。到了明末，朱氏王朝面对内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束手无策，便将老祖宗“高筑墙”的策略用于内地，这就是万历、天启年间五溪地域出现的“边墙”，也被称为“苗疆长城”。近年，人们将它冠名为“南方长城”。

地处湘黔交界处的腊尔山苗区，元代属土司统治。明洪武初年，当地苗民因“赋役过重，难以应当”，曾派代表到南京要求“改土归流”。经朱元璋同意，先后在腊尔山设立崇山区和镇溪军民千户所，并将土司时期的粮赋一万三千担减免为三千担。然而，到了永乐以后，不仅土司压榨依旧，又加上卫所流官苛虐，腊尔山苗民无法忍受，于是奋起反抗。宣德七年至八年（1432—1433），吴不尔起义，明廷派兵十二万镇压。嘉靖年间，龙母叟、龙许保起义，前后抗击明军十六万之众。此后，明王朝对于周围千余里、人口数十万的腊尔山苗区，已经无力实施有效的统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朝廷采纳了辰沅参政蔡复一的献策，于是“发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亭子关，下至保靖汛地镇溪所，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天启二年（1622），“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委游击邓祖禹，自镇溪所至喜鹊营（属保靖）止，复添设‘边墙’六十余里”。（均见严如熤《苗防备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先后修筑了长达三百八十余里的“边墙”，对腊尔山苗区实行军事封锁。据有关史籍记载，这条绕水逾山的“边墙”，高为八尺许，基座厚五尺，顶宽为三尺，大多是以夯土筑成，其中的碉楼则多以当地的片石垒砌。碉楼上，多设有烽火台，用以燃放烟火传递信息。“边墙”完工后，明廷驻军七千八百余人，沿墙设立营哨，每哨领兵数十名，日夜传签巡墙。就这样，“苗疆长城”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起了一道隔离墙，使他们南北分开，以北为“化外之民”的“生界”。更制定了“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规则。“生苗”与“熟苗”之间、苗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而受到人为的阻隔。

“边墙”作为那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屹立在五溪山水之间，它是封建统治者的无奈之举，也是苗族人民反抗压迫胜利的象征。这种军事封锁，维持了近百年。直到康熙、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种封锁才逐渐得到解除。这种民族之间修建隔离墙的情形，在中国内地是极为罕见的。一方面，它为广大苗民赢得了生存空间，苗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另一方面，它阻碍了苗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流，也阻碍了苗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久而久之，苗民对“边墙”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历次苗民起义中，“边墙”屡屡被夷为平地。加上这种土结构的“边墙”，经不住长年累月的风雨剥蚀，各处多有颓圮。近代以来，除了那些由片石垒砌的碉楼之外，那条连绵三百多里的“边墙”，就只在乾州、保靖等地，留有依稀可辨的残迹了。而它作为五溪大地上的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却是永存的。(www.xing528.com)

近年来，作为旅游景点形式出现的“南方长城”，便是在当年“边墙”的遗迹上重新修建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