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史话：姚州都督府的历史变迁

纵观楚雄历史，在商周之前，在新石器时代的漫长岁月，一支支古老民族的生活情景和创造精神，一代代地延续下来，犹如百川汇流，终归大海一样，成为历史的人文渊蔽。而在这样一种悠远的历史行程中，一步步的脚印也许被淹没了无数遍，但一些里程碑似的重大事件，仍然能够把这一切贯穿起来，从而展示了历史真相的方方面面。从“濮髳北会”到小卜西征，从汉武帝因置郡设县而发现了响彻千古的彩云南现奇观，到“诸葛南征”，这期间两千多年的历史画面，也因之而变得清晰起来了。三国以后，从魏晋到隋朝，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云南的历史变得更为重要，更加多姿多彩了。当颇有作为的隋文帝杨坚派出大将史万岁进入滇境，沿滇洱古道浩浩荡荡开拔到楚雄境内，并在镇南写下了《石城山》之时，那种壮怀激烈的历史画面，多么值得后人凝视！

唐王朝的建立和空前强盛，标志着中国封建王朝已经进入巅峰时期。处于南诏及吐蕃边缘地区的楚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其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姚州都督府的设立，以及由此而爆发的天宝战争。

南北朝时期，云南境内有“南宁州”为朝廷统治云南的重要机构。北周朝廷曾命土长爨玩为南宁州刺史。隋朝开皇五年（585年）。文帝杨坚曾命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进入云南地区，建总管府一座，下辖昆、协、恭三个州治。总管府任命当地土长为各州刺史，并派兵戍守。据《隋书·史万岁传》所载：隋初南宁州总管府建立后不久，昆州刺史爨玩叛乱，挑起战端。史万岁奉旨率兵征讨。就是这位名将，横穿楚雄全境，在率命出镇南时，赋诗《石城山》云：“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界天白岭胜金汤，镇压石南天半壁。”

史万岁恐怕算得上是周小卜以后，率兵纵横楚雄全境的名将。关于他的史料，较之周小卜要详尽得多。当时，他率兵出清溪关，进入大姚、姚安境内，并从南华进入大理，渡“西二河”（西洱河），在大勃弄、小勃弄等地纵横捭阖。战争告捷，史万岁所部“破敌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人，诸夷大惧，遣使请降”。后来，又有几次动乱，待到各地平定以后，隋王朝几经建置变更，终于建立益州总管府，下辖会、巂、昆、协、南宁、恭等17州，朝廷从东西二路经略滇东、滇中、滇西乃至整个云南的格局初步完成。当然，益州的大本营仍在蜀地。这就为后来唐朝初年朝廷在楚雄境内先后设置縻州都督府、姚州都督府，皆属剑南道，由剑南节度使所辖开启了历史渊源。

几乎与唐王朝的建立和强盛相对应，在云南省境内，在滇西的洱海地区，迅速崛起了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并且，南诏的崛起并不断强大以至于南诏政权的建立，与唐王朝的扶持和援助是分不开的。朝廷为什么要扶持南诏？那个时候楚雄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作为南诏腹地并处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控制之下，却又为什么后来成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这一系列的历史谜团，无不发人深思。

在扶持南诏势力统一滇西、滇中以及大部分金沙江流域广泛地区的过程中，唐王朝对于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其中最大成果便是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在古老的“弄栋川”，在“姚巂古道”的这一方重要通衢，朝廷始设姚州都督府。根据有关史料所载，当时姚州都督府所辖地域相当于蜀汉和两晋时期云南郡的旧地，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因为根据目前史料，即使所辖州数，也都有出入。之所以如此，可能是从建立到后来的发展，姚州都督府从机构到辖地，都有所变化。姚州都督府建立之时，属于原南宁总管府所辖西境的姚、褒、髳、徽、宗、匡、曾、尹、縻等9个州级建置，一并划入；同时，在其建立之时，朝廷在云南境内新设13个州，作为姚州都督府的基础。于是，唐高宗时，姚州都督府共辖22个州。这种情形，与《唐书·地理志》所记“管州二十二”基本相符。可是，这只是开始时的情况，后来，历经几次变迁，姚州都督府的情况，已是大异于从前了。

姚州都督府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宝战争”的发生地。而在唐天宝初年，据各种史料所载，姚府都督府领22个州治，或者说领57个州县。这较之当初，可谓今非昔比了。关于所辖范围，其说法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至禄丰、元谋，连接大理，西至丽江、保山的广大区域，皆属其所领。

唐朝初年，朝廷在西南地区面临最大的威胁，便是吐蕃奴隶主政权的四处扩张。那个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没有关联的现象，一些听起来似乎耸人听闻的重大事件，发生在楚雄境内，不用说就是其所导致的。在天宝战争发生以前，朝廷在云南境内所赖以镇守滇西和滇西北地区的重要堡垒之一，便是姚州都督府。

据《资治通鉴》之卷二十二所载，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越州蛮寇边。……正月辛丑，以太子左卫副帅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将军讨叛蛮”。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是“姚州道行军总管”，一个是“寇边”，再一个就是“叛蛮”。“姚州道”与“姚州都督府”，当是不同时期的称谓，应该是不错的，而“行军总管”与后来的“都督”是否同一个职位，级别是否相同，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至于所谓“寇边”和“叛蛮”，实际上是古代史籍对西南地区的常用词语，并带有几分蔑视的意味。接下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知这段记载所指为何。

不论是前期的“姚州道行军总管”，还是后来的姚州都督府，当其成为朝廷征服和控制西南边疆的一个重要据点之后，滇西、滇中地区的很多部落酋长纷纷依附，表示了效忠朝廷的心愿。于是，以两姚为中心，形成了横断山以东地区对吐蕃政权的强大震慑。但是，滇西地区特别是西洱河流域长期以来深受吐蕃势力的渗透，从宗教信仰到生活习俗，都深深地受到了其影响。不但如此，由吐蕃奴隶主派遣的策反者包括肩负政治使命的僧俗人等，通过各种渠道， 自然而然地挑起了这一地区各族群众的反唐情绪。终于，一些部落揭竿而起，操刀弄兵，向代表中央政权的姚州都督府发动了战争。战争的挑起者正是当年响应细奴逻的号召，协助唐将赵孝祖平定大小勃弄叛乱的蒙俭。

唐朝一度封战功显赫的蒙俭为阳瓜州刺史，其子逻威也被任命为巍峰刺史。父子俩一时势力大增，威风享尽，便依靠朝廷的封赐扩充实力，肆无忌惮地吞并周边的部落。几年以来，蒙俭父子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遂萌生了摆脱中央政权控制的愿望。叛意既生，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便是姚州都督府。面对汹汹而来的蒙俭大军，姚州都督府根本无法招架。这是姚州都督府建立以来的首次大的军事行动，然而区区数百名军丁在城，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好在这次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得到情报后，及时鼎力相助，叛军才未得逞，但其声势依然强大。不久，朝廷派出李义、杨惠基、赵武贵等将领率军入滇作战，但由于地形不熟，地利不占，均损兵折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骆宾王曾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以文章齐名天下”，号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最具传奇色彩，却又为后来正史所载寥寥的，正是这位骆宾王。而当时蒙俭率叛军攻打姚州都督府之时，这位骆宾王恰好在这里任职。他的职务不高，其职责也就是文秘一类。在这次战争中，他负责起草军书檄文。据后来楚雄境内有关地方史志所载，骆宾王有三篇文书留传至今，这对于了解当时姚州都督府是如何应对蒙俭叛乱，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据骆宾王记述：蒙俭、和舍等叛军首领“负其地险”，“骚动边疆，寇攘州县”。朝廷所遣征剿之师，于“去年二十一日，军次三朏昆仑镇”。然而此时，对方却“傍山连结十部蛮，有徒五万众”，严阵以待。唐军首先劝降，而对方却不为所动。唐军分三路进击，对方如“蚊蚋之群，弥山满谷”，毫不畏惧地殊死相抗。激战进行了三日，唐军伤亡惨重，对方亦死伤众多。最后，唐军“前后生擒四千余人，斩首五千余级。诺设弄、杨虔柳等殒元行阵，悬首旌门”。尽管如此，唐军仍未有大获全胜，蒙俭、和舍等主要首领率残部撤退。不久，蒙俭等人又重整旗鼓，“纠集余众”，“一呼云屯”，联合了更多部落再次杀向唐军。这次的激战更为惨烈。唐军副总管李大志战殁。最后，唐军“斩甲卒七千余级，获装马五千余匹，僵尸蔽野”，“流血洒途”。这样一种空前的惨状，在骆宾王的笔下，字字淋漓着鲜血。朝廷的这次平叛，算得上是胜利了：“首领和舍等并计穷力屈，面缚军门”，投降了唐军，只有蒙俭又得再次逃脱。战胜者与战败者，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似乎成了后来天宝战争的前兆。

蒙俭连续发动的几次叛乱，客观上动摇了唐王朝对云南的统治。趁此机会，吐蕃派遣使臣从四川茂川西部横断山取道南下，与西洱河地区各部落首领频频交往。为此，朝廷在茂州西部筑安戎城，专门阻止吐蕃南下，可惜收效甚微。不但如此，吐蕃视安戎城为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不久，吐蕃联合了当地的羌族首领，攻取城堡，并且乘机大批南下。时姚州都督府下属的各羁縻州、县，也乘势而起，叛唐附蕃。唐王朝本来已经在西洱河地区奠定了一定的统治基础，但不久其势力就被清除了。吐蕃势力得到了西洱河地区，并乘机东进，直迫姚州都督府，迫使朝廷放弃了姚州。此时，两姚一带，尽属吐蕃所得。著名的姚州都督府，也归其所有。一时，随之而来的藏传文化，渗透到了两姚地区。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争斗，一开始就显得无比的残酷。战争的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少无辜的百姓尸骨无存，幸存者流离失所，然而就在这长期的冲突中，实现了一种特殊渠道的文化交流。

就在姚州都督府第一次废弃，吐蕃势力和文化进入楚雄境内的那段时间，在古蜻蛉县城附近，一尊白塔耸然而起，保存至今。其造型和象征意义，恰好与当时的吐蕃文化，以及长期受吐蕃影响的西洱河地区文化相吻合。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云南境内一些名望甚高的部落酋长，联名上奏朝廷，请求重置姚州都督府。楚雄地区的重要性再度得到确认，姚州都督府得以重置。随着朝廷的强盛，楚雄境内的形势急转直下。滇西地区的大部分部落首领相继遣使拜访都督府，先后归附朝廷。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保山一带的酋长董期，史书载之曰：“永昌蛮酋董期帅部落二十余万户内附。”唐王朝的势力，迅速扩大到大理以西的广泛区域。形势一片大好。姚州都督府的权威空前浩大。但是，吐蕃的势力也日渐强大。他们对滇西地区的渗透，也丝毫没有放弃。

可是好景不长，姚州都督府重置后的第15个年头，公元703年，唐王朝与吐蕃之间，战火再起。战争首先发生在西洱河地区。吐蕃赞普器弩弄就是死于这场战争。但在这场战争中，朝廷并没有占着便宜，大量的伤亡使广大士兵怨声四起。西洱河地区仍然在吐蕃势力的控制之下。后来，朝廷先后派大将唐九征、李知古等率部深入，但仍然战绩平平，甚至还经常铩羽而归。又10年以后，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姚嶲蛮寇姚州，都督李蒙死之”，姚州都督府再一次被废弃。而“寇姚州”的“姚嶲蛮”，似乎也趁乱而起，一时势力大增。

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对抗，楚雄经常是西洱河战区的大后方。一个代表朝廷势力的大后方，但更多的却是朝廷与吐蕃争斗的最前沿。姚州都督府的设置与再设置，废弃与再废弃，其时楚雄州境内各族人民所蒙受的战争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倘若云南再这样无限期地战乱下去，那朝廷对西南边疆的统治，也就分崩离析了。几十年的平平战功和沉重代价，迫使朝廷中有见识的决策者们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便是适时调整了在滇中、滇西一带的战略方针。

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决定以两年前重置的姚州都督府为据点，实施新的战略，那就是重点笼络和扶持西洱河地区的亲唐势力，统一这一地区的各部落，让这些地方势力去对付吐蕃，从而在西南地区产生一种新的制衡格局。于是，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在不断征服其他部落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了。

一个代表朝廷意志的姚州都督府，一个亲唐的统一了各部占据了云南境内半壁江山的南诏政权，倘若与唐朝就此和睦相处的话，那历史上民族团结的颂歌，该增添多么辉煌的一页啊！可惜，蒙氏政权生不逢时，他们一片苦衷，所面对的执掌姚州都督府帅印的张虔陀，却是后来老百姓心目中的一个轻薄狂徒、一个奸佞小人。

关于姚州都督张虔陀与南诏王阁罗凤的冲突，千百年来，在云南的民间，在一些野史轶文中，有很多传说，大体就是这个专横跋扈的大都督，如何调戏阁罗凤美丽的妻妾，如何使阁罗凤忍无可忍而刀兵相向。不论这一传闻是否属实，其与一些正史的记载孰是孰非，似乎都不重要了。反正当地的民间就是这么讲述的。

这次所谓的“调戏”事件，发生在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从大理出发，率妻女赴成都参加剑南道的大体与“述职”相关的会议，途经姚安，拜访姚州都督府的大都督张虔陀。这种拜访，完全是阁罗凤对中央政权的一种礼节性的尊重，并没有任何请示汇报之类的意思。论官阶，张虔陀远不能和阁罗凤相比。一个是堂堂正二品，受封为“云南王”，另一个仅仅是剑南道下属的武官，最多只是一个介于省州之间的职务。可是，张虔陀偏偏要摆一副臭架子，偏偏要凌驾于阁罗凤之上，发号施令。不但如此，据说他还在宴会上调戏阁罗凤的妻女，让阁罗凤忍无可忍。

当时，云南地区的事务，统归剑南节度使管辖。由于杨国忠的关系，任命鲜于仲通为节度使。张虔陀是鲜于仲通的爱将，于是由越嶲都督改任姚州都督，负责监视与控制南诏。据说，这位封疆大吏是心术不正之徒，肆意干涉南诏的事务，有心挑起事端。事后，阁罗凤感慨“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派将军杨罗颠为专使，远赴长安向唐玄宗控诉张虔陀的罪行。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对此事不予理会。阁罗凤大怒之余，亲率大军攻打姚州，破唐姚州都督府，诛杀张虔陀，并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嶲都督府管辖下的30余个州县与部落。南诏在此区域设置“弄栋节度”，楚雄大部分地区成为南诏“六节度”之一。天宝战争开始了。

应该说，阁罗凤发动“姚州之役”，实出无奈；张虔陀被杀，实属罪有应得。《南诏德化碑》列举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说张虔陀先是勾结吐蕃，企图夹击南诏；阴谋扶持阁罗凤的二弟诚节为南诏王，颠覆阁罗凤的统治；唆使爨崇道与南诏为敌，制造事端；更为南诏所不能忍的是，只要与南诏交好的唐朝官员，张虔陀一概不启用，偏偏重用那些仇视南诏的人，企图孤立南诏；张虔陀时刻进行军事准备，不时谋划军事袭击南诏；故意加重对南诏的赋税征收，征求无度。可以看出，张虔陀的这些行为，具有明显的挑衅倾向，目的是激起南诏的反抗情绪，离间南诏与唐王朝之间的关系，这正是唐朝权相杨国忠等一贯的手法。正如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新丰折臂翁》中所说：“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人生怨，请问新丰折臂翁。”

天宝战争因姚安而起，但主要战场却在南诏腹地大理。天宝十年（751年），唐玄宗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8万进攻南诏。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鲜于仲通率领，由越嶲一带沿清溪关道南下，由滇东北地区进入云南；一路由大将军李晖率领，从会同路进攻，进入姚州，迫近洱海地区；另一路由安南都督王知进率领，从步头路北上，进入滇中地区。三路大军从不同的方向直奔南诏腹地。

面对严峻的形势，阁罗凤派出特使杨子芬、姜如之到曲靖鲜于仲通军中，向鲜于仲通陈述“姚州之役”张虔陀被诛的事实经过，说明事情的起因，并说过错在张虔陀而不在南诏，南诏愿谢罪请和。特使对鲜于仲通说，虽然吐蕃早已对南诏威逼利诱，但南诏不为所动，仍然一心向唐。吐蕃已是虎视眈眈，依据情势，如果唐军执意要进攻南诏，双方交战，吐蕃将坐收渔翁之利。鲜于仲通不为阁罗凤的真诚求和与谢罪姿态所动，继续率大军向洱海地区进发。当鲜于仲通兵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允许，反而扣留了南诏的使臣。大战一触即发。

南诏尽占地理之便，其腹心地带洱海坝子东临洱海，西依苍山，是一狭长形冲积扇平原，南北长约50公里，其东西最宽处约8公里，南端有龙尾关，北端有龙首关。这里先后建有南诏国的3座都城太和城、大趋城和阳苴咩城，从而成为南诏政权的心脏地带和根据地。从战略上看，东面洱海茫茫，水路进攻不易，西面苍山高耸，平均海拔超过3000多米，山峰罗列，峰顶终年积雪，要翻越苍山，由西向东攻击南诏腹地，也几乎不可能。南面，龙尾城西扼苍山，东边将西洱河天堑作为城壕，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北面，龙首关东临洱海，西依苍山云弄峰，占据着苍山与洱海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襟山带水，顺山势筑城，地势险要。

唐军的一队骁骑，在大将王天运的率领下，秘密绕道点苍山西坡，企图在漾濞一带登山奇袭南诏。鲜于仲通亲率主力，直抵龙尾关（江口）。此时，阁罗凤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予理会。他心想，8万唐兵已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又有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西洱河东岸从水道向西进攻，同时由陆路猛攻龙尾、龙首二关，东西夹击，南北协同，可一举而下，直捣南诏太和城，成就非凡伟业。

对南诏来说，唐王朝大军在南，吐蕃大军在北，形势万分紧迫。南诏向唐王朝请和无望，只好向吐蕃求援。当时吐蕃御史论若赞正率领大军驻守在洱海北部浪穹（今洱源）一带，即命军队从浪穹急驰洱海之滨。南诏与吐蕃军队联合，奋力御敌。阁罗凤长子凤伽异、大将军段全葛率军队，在苍山西坡“丘迁和”即今天漾濞石门关一带，与唐军的精锐部队展开生死之战，唐军惨败，主将王天运战死，唐军“腹背夹攻”南诏的计划落空。王天运被悬首辕门，唐兵远远看到，无不心惊胆战。

据说当时阁罗凤亲自披挂上阵，率南诏和吐蕃大军与唐军奋力搏杀，经过洱海东岸的鲁川（今双廊）、鲁南（今海东）、江口（今下关）等战役，全歼唐军于洱海两岸。唐军主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只身逃离。第一次天宝战争，以唐军全军覆没，只有主帅鲜于仲通一人幸免而告终。

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唐朝宰相杨国忠谎报为空前的军事胜利；南诏被逼应战的事实，被歪曲为南诏勾结吐蕃，联合反抗唐王朝的谋反行为。唐玄宗一方面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擢升他为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另一方面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战死在洱海边的唐王朝军士，成为枉死的冤魂。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军队再度大举进攻南诏。唐玄宗任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为主帅，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为副将，兵分两路，一路由北方南下，一路从安南北上，浩浩荡荡，开赴云南，直取南诏腹地。

此次征战云南的唐朝军士，杨国忠不是就近从剑南节度征调，而是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征集。北方人风闻云南为蛮荒之地，瘴气袭人，历来去者无还，因此纷纷逃避兵役。宰相杨国忠下令强制征兵，不从者铐送征兵所，闹得人心惶惶。唐代大诗人杜甫目睹当时远征云南的唐军，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千古传诵的诗作：“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谁能想象得出，盛唐时期，京畿要冲，王朝腹地，竟然是这样一幅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www.xing528.com)

李宓率领战卒10万，负责粮草辎重运送的兵士10万，共20万大军，一路攻击前行至姚州。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抵达洱海之滨，从洱海东岸、龙尾关、龙首关三个方向对南诏都城太和城形成包围之势。南诏军队被唐军围困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坝子之中，形势万分危急。李宓把中军帐设在洱海东岸的陇坪，统辖全军。他采用水陆协同作战的方法，一面命令士卒日夜赶造战船，做好从洱海东岸渡海作战的准备，一面指挥军队猛攻龙尾、龙首二关。阁罗凤运筹帷幄，密令将军王乐宽袭击唐军水师。唐军造船厂被捣毁，船只全部被南诏抢获，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水军受重创，唐军水陆俱进的策略受阻。

北面，唐军深入邓川，轮流攻击龙首关。李宓亲自上阵，试图攻下龙首关，长驱直入，与何履光部配合，南北夹击太和城。南诏的精锐部队“罗苴子”坚守龙尾关，挫败了唐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这时，吐蕃军队驰援南诏，抄唐军后路，出其不意攻占了邓川。南诏与吐蕃军队内外夹击，打得进攻龙首关的唐军“流血成川，积尸壅水”，连主帅李宓也战死。从南面进攻南诏的唐军，在何履光的率领下，经过苦战，突破龙尾关天险，直逼太和城下，但终被南诏军队击溃。战事结束后，阁罗凤认为“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下令各地收拾唐朝将士的死尸，就地祭祀埋葬。据民间传说与考古勘察，当年南诏收葬唐朝将士尸骨的墓冢，有的地方称为“万人冢”，有的称“万人堆”“千人堆”，洱海周围的龙尾关、地石曲、苍山西坡丘迁和洱源江尾大墓坪，洱海东岸的双廊、挖色、海东等地，都有分布，至今遗迹尚存。

天宝战争之后，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南诏改国号为“赞普钟蒙国大诏”，阁罗凤建元“赞普钟”。“赞普”为吐蕃语，意为“兄弟”，南诏与吐蕃从此结为兄弟之国。南诏乘势占据了大渡河以南的土地，同时与吐蕃一道，协力侵扰唐王朝。在南诏、吐蕃结盟的约42年的时间里，战事频起，西南问题成为唐王朝的心腹大患。

唐王朝方面，天宝战争使举国骚动，朝廷内外甚至是普通百姓，对杨国忠等执意发动天宝战争，深为不满。由于大规模的战争，使武将势力增强，藩镇割据情势加剧，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唐王朝深陷危机之中。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乘机于天宝十四年（755年）起兵，发动了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对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外强中干的唐王朝竟无力平定，最后只有求助于回纥兵，才解了长安之危。盛唐气象，由此式微。至于楚雄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军政机构姚州都督府，虽然还有贾瓘继任，但早已名存实亡了。

古代的大理国历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绝不是现在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大理”所能够包括和取代的。大理国时期，楚雄和昆明，也属于“大理国”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区域所在。由此，作为滇池与洱海之间的要冲，连接滇中腹地与滇西边陲的楚雄，其在大理国中重要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按照有关史料所载，与当时大理国并存并且互为掣肘的共有三十七部，所辖包括滇西、滇中、滇东和滇南的很多地区，而当时的威楚府共有四部，即罗婺部、华竹部、碌券部、武定部。所有这些称“部”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开始都不羁于大理国的统治和征服，以至于云南省境内，战乱频仍，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后来，随着大理国的不断强大，特别是堪称权相世家的高氏家族不断崛起并且人才辈出，最终导致了“三十七部”大会盟，完全接受了大理国的统治。大理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强盛的时期，楚雄也因此而作为一方重镇，演绎了大理国时期的一段辉煌的历史。

这样一个与大理国相伴始终的豪门巨族，在崛起于楚雄及滇池一带以后，他们的功业，他们后来在楚雄的领主，为一方的稳定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一直延续到明清之际。从大理国重臣到元明清时期朝廷所册封的土官，这一家族辉煌了800多年。

大理国的建立首先与高氏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高方辅佐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的事迹，各种有关这段时间的云南史料都做了或详或略的记载，其大意无非就是在宋以前，大体相当于内地的五代十国时期，云南境内，各地土酋势力也纷纷称乱，形成了南诏以后各种势力称雄割据的局面。最早一次动乱，便是南诏权臣郑买嗣篡权夺位，灭了南诏，建立了大长和国。这样的局面，也是中央政权因为五代十国之乱而对边疆各地方政权的控制逐渐削弱，而形成的一种动乱局面。

云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在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是不用说的。而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所发挥的作用，其对云南历史的影响，可谓愈来愈突出。所以，当我们以“德运千秋”为题，讲述在大理国时期，楚雄历史上的那一段辉煌往事，以及这样一个历史佳话在楚雄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之时，所有的赞颂，所有的感叹，都会对准了一位名烁千古的历史人物，一位叱咤风云并曾经权倾大理国的历史人物，一位为楚雄城镇和名胜的开拓与播扬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民族头领——高量成。高量成是大理国时期楚雄境内的一位著名的领主，他对这一时期楚雄的稳定和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楚雄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能够由高量成这样的少数民族领主开创“千秋德运”，并且把“德治”和“仁政”播演了千年之久，那是无论如何都值得大书一笔的。也许，高量成何许人也？对于楚雄本土的所有有识之士来说，都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甚至对于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来说，读不懂高量成，就读不懂自治州首府鹿城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读不懂诸如紫溪山这样一方名胜。但是，高量成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对于楚雄历史，乃至于对于大理国所发挥的作用，除了个人的原因以外，更多彰显的是在整个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五代时期郑买嗣以南诏重臣之身，乘乱而起，灭南诏，创大长和国，是南诏之后，大理国以前云南境内群雄割据，各方土酋称乱的开始。后杨干贞起兵灭郑买嗣，立赵善政为主。如此穷兵黩武，其所造成的惨烈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杨干贞身为剑川节度使，拥兵自重，诚为一方权雄。其所立赵善政的国号为大天兴。至此， 自南诏以后，已经出现第二个国号了。赵善政是在杨干贞的武力拥立之下登上大天兴国主之宝座的。可惜，他的结局，与郑买嗣一样，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杨干贞废弃赵善政， 自立为王，号大义宁国。不能简单地说杨干贞是“乱世之奸雄”，但是，从他拥兵自重，到称兵为王，其间所造成的战乱局面，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段历史，是从南诏到大理国之间，云南境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时任通海节度使的段思平联合了滇东和滇南以及滇中一些地区的“三十七部蛮”起兵平叛，建立了著名的大理国。时为公元937年。

大理国的建立，终于结束了从郑买嗣到杨干贞云南境内的数十年战乱，受到重创的滇西、滇中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段氏王国的执政者与据兵称乱的其他土酋势力不同，他们在控制了云南境内的广泛区域以后，十分注重稳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尤其注重一方领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在这方面，各种史料都做了较为客观的记载。大理国虽然以武力称雄，但“施礼义、重文教”的传统，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并且，在这方面，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尤其功不可没。

段思平在高方的协助下建立了大理国。高方作为大理国开国的第一勋臣，开创了这一家族在滇中、滇西地区显赫了数百年的基业。从此，段氏与高氏的命运，也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938年，大理国建立的第二年，段思平封高方为岳侯，其领地在滇池一带。至此，以洱海和滇池为标志，大理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横亘在楚雄的东西两头，形成了一种一气贯通和一脉相连的局面。

高方是大理国开国除国主段思平以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关于他的事迹，关于对他个人的种种称道，有关史书所记并不是十分详尽。但是，作为高氏家族的一代英豪，受封岳侯，统领滇池一带，那是切凿无疑的。 自此，高氏家族的传人世代为公侯，为权臣，登上了大理国的政治舞台。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高量成的曾祖父高升泰，以及高祖父高智升。高量成虽然一度权倾朝野，但所有这些功名，较之他的祖辈来说，也许没有怎么引起史家的关注。楚雄州的各种地方史志，以及当地各族人民的耳口相传，更多的是这位曾为大理国相的著名人物，大部分时间都在楚雄，在紫溪山隐居，并承父志在龙川江边筑起一座德江城。当然，这与自治州首府的城建和名胜有关的事功，多半是他退隐以后的事了。

高量成声名显赫，一座德江城，一块立于紫溪山之上为其歌功颂德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早已成了自治州首府悠久历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而所有这一切，皆与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作为一方名门望族，作为可以与段氏王族并列的柱国勋臣密切相关。高氏的发迹，固然开始与协助段思平打天下的高方有关，但在楚雄州境内，无论姚安还是楚雄，历代高氏家族的传人，他们更推崇的，是被称为“二十九世祖”的高智升，特别是他的儿子高升泰，这两位历史人物，以及在他们身上所演绎的历史事件，可谓惊天动地。

高智升大约生活在宋仁宗时期，距大理国的建立近一百年。从高智升到高升泰，算得上大理国最兴隆昌盛的一个时期，也是大理国历史上故事最多的时期。高智升出生于点苍山麓的一户农猎之家，出生之时，家境并不太好。但他的传奇色彩，经过各种地方史料的衍化，也就格外引人注目了。史家称他身高九尺，臂力在国中无人能敌，经常当众扳倒牯牛而平静如常。高智升幼时曾拜无为寺莲座长老为师，出家修行，练就一身好武艺，不但善骑射，精枪法，而且智慧超群，谋略过人。据说高智升有家传铁鞭一对，为陨铁打造而成，重逾百斤，后传于升泰，史称“高家鞭”。这样一位武艺超群的高家子弟， 自然引起了大理国段氏国王的高度重视。当时大理国骠信为段思廉，他亲自安排智升为御前随军。

这便是高量成的高祖功名的开始。当时，大理国王称“骠信”。在骠信之下，沿南诏时的旧制，设“清平官”六人，是为国中的最高行政长官，清平官中最重要者，一是坦绰，二是布燮；前者一般为太子所设，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国。大理国起码从高智升开始，其“布燮”一职，几乎皆由高氏传人世袭。

“后理国”时期，国主段正淳封“还位于段”的高升泰“威楚五百里”，子孙世袭清平官。

从此，高氏权相一脉，遂与楚雄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威楚雄风传衍数千年，宋代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这一笔，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忽略的。

高升泰死后，高泰明受任相位之位，到宋绍兴十一年，大理国广运十三年，即公元1141年，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其间，高泰明以后，泰运、明顺、顺贞相继为相，唯独不见量成之父明量。而就在这一年，高量成受命为相国。在后来颂扬他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中，有“幼孤，久失庭训”之说，可以看出，他父亲去世得早，所以，大理国的政治舞台上，没能有他的一席之地。好在，被后人视为威楚古城守护神之一的高量成，作为高氏传人中的一位杰出人物，大大地为父亲，也大大为这个家族争光了。量成在位时的功绩，仅凭紫溪山所存《护法明公德运碑》，以及祥云《皎渊碑》中关于“护法”的称谓，便可窥一斑而睹全貌。各种史料称其“护国公”“护法公”，加之曾受封的“明国公”，世称“护法明公”，其深湛的含义，确实值得我们大书一笔。

高量成自1141年接任相位，到1150年让位，在位凡9年。这一时期，他以封地楚雄为大本营，不断往返于楚雄与大理之间，可谓戎马倥偬。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滇东、滇南各路土酋纷纷揭竿而起，再一次挑起了滇境各“部蛮”与大理国的战争。这样的战乱， 自宋太祖开宝四年（大理国顺德三年、公元971年）开其端，已是不止一次地使大理国上下头疼的事了。而这次烽烟再起，《滇云历年传》则记曰： “高量成讨三十七部叛夷，平之。”

关于这一段历史，在楚雄紫溪山《护法明公德运碑赞》中，所述甚详：“四夷八蛮，叛逆中国。途路如猬毛，百姓离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坠矣。公于时领义兵，率乡勇，扫除烽燧，开拓乾坤，安州府于离乱之后，收遗民于虎口之残，四海清肃，路不拾遗。”

这便是高量成坐拥楚雄领地，以大理国大布燮之尊，平定叛乱的一份最完整、最真实的历史记录。楚雄作为高量成领地，其“领义兵，率乡勇”一说，正好属于按照“后理国”兵制的一次动员和集结。后理国期间，在诸如高量成领地楚雄，平时人人耕种，战时则全民皆兵。按照当时户籍与兵役相配合的政策，每户有丁壮，称为“乡兵”，由领主配予战马和武器，按村落位置分为东、南、西、北各军， 由专职军将进行管理。一有征发，乡兵自带战马和武器到指定地点集结。所以，当高量成在楚雄城里振臂一呼，顿时应者云集，那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在大理国灭亡之际，高氏传人高泰祥有能力率乡兵与忽必烈大军相对抗，也得益于这种兵制。

也许，这种适合战争的兵役制可以追溯到南诏时期，但是，召集人的个人威望绝对是举足轻重的。 自从以楚雄方圆五百里为领地，从其父明量开始，统领一方并造福一方的愿望始终是高氏传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在距此近千年之后，楚雄各族人民仍然颂其德惠，绝不是偶然的。这次平乱以后，大理国特别是其领地楚雄一带，又升平了相当一段时间。国主封量成为“明国公”，把他抬到了国之大护法的神圣地位，这便是大理国特别是楚雄历史上的奇迹。当然，尽管高氏祖先佐段氏以武功起家，从高智升、高升泰到高量成，皆是功勋卓著，但是，他们一旦作为一方领主之后，更重视文治，更重视文化和教化。这也是后来各族人民推崇和歌颂他们的主要缘由。

以包容的姿态，努力学习和吸收内地先进文化，是大理国时期许多开明君主和高氏权相的一贯做派。据《宋史·徽宗本纪》等史料载：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段正淳遣高量成的叔祖父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是岁……高丽、占城、大食、真腊、大理、夏国入贡。”段正淳卒，子正严继位。宋政和七年（1117年），在大理方国与宋王朝不断交往的前提下，朝廷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这次册封，朝廷有专使入滇。大理国归附于宋王朝， 自此开始。为此，宋政和八年（1118年），宋朝科举会试，词科题目竟然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表》。作为宋臣，传统的仁德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高氏传人的灵魂深处。

《护法明公德运碑》属于楚雄州境内的重要文物，也是如今紫溪山的一宗镇山之宝。这是一块歌功颂德之碑，更是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高量成在退让相国之位后，以威楚府演习一职倾心于自己的领地，可是，大理国中的许多大事，朝中上下仍然有赖于他，所以，在一个朗朗晴日，一块由国主亲授的“护法公”大匾仍从数百里之处送到了他所避居的紫溪山。这难道不是楚雄历史上一代英豪，一位倾心为民的仁人志士的一种最大荣耀吗？

当时，高量成的威望，几乎成了整个滇中、滇西地区的第一。就在他的领地楚雄，《德运碑赞》云： “四夷八蛮，累会于此；八方群牧，□□于此。虽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死恨，到此喜归方寸，恶意冰释。袖刃怀刀，一时捐弃；甘辞艳语，以发喜戏。……八纮四海，闻命于此，可谓大矣！”

按照《滇云历年传》记载：“政和十八年（1148年）六月，高量成讨三十七部叛夷，平之，以侄贞寿为中国布燮， 自号‘中国公’，退居楚雄。”而据楚雄地方史志所云：“高量成退老楚雄城，人化其德，名德江城。”关于“德江城”的记载，各种史料所志并不是很多，但却十分重要。因为， 自治州首府的城市发展和规划开发，之于这一古老建筑的精髓而言， 自有着莫大的干系。比如，近年享誉于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彝人古镇，就是大体依照德江城位置精心营构的。

大理国的终结者是蒙元大军的铁骑。率领大军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南边疆的是一代枭雄忽必烈。当时，大理国与蒙元大军对抗的是滇中高氏的代表人物以姚安为领地的大理国权臣高泰祥。这样的对抗大战，从实力大看，无疑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强敌，滇中高氏所体现的英雄气概，深深地震动了他们的敌人忽必烈。由此而流传的滇中高氏家族悲欢离合的故事，是那么的动人。而故事的主人公，高泰祥之女却成了今姚安光禄龙华寺的一尊偶像——菩提女。这关乎家国的兴亡和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内中所体现的历史事件、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是其他地方任何相同题材的故事所不能比拟的。可惜，除了滇中部分区域以外，这一与家族、与大理国、与忽必烈、更与滇中佛教传说有关，并且其内涵已由一方名胜所承载的历史故事，却鲜为世人所知！

后来元朝在统治巩固以后，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绥靖政策，在全国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姚安、楚雄的高氏土司，武定的凤氏土司，都相继得到了封赠和重用。他们与朝廷所委派的统官一起，共同管理着这一分土地。明朝不但继承了土司制度，而采取各种措施，使其更加完善。

明朝的建立，对于滇中地区来说，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明初的军屯、民屯政策。这一政策，使得滇中各族人民，与来此定居的大量的军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更加直接地进行了交流和融合，使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进化的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现在的滇中各地，很多生活习俗甚至生活用语，都与明代的长江下游地区接近，实非偶然。甚至进入滇西、洱海和腾冲一带的民居，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某种江南特色。其风韵所在，莫不令人惊叹。

明代在今楚雄州境内设武定、姚安、楚雄三府，后又改为军民总管府，大体奠定了今楚雄彝族自治州的行政区域格局。从此开始，迁入并定居于斯的汉、回等族，与当地的彝、白、苗、傣、傈僳等少数民族一起，共同谱写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