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蹻通滇：云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同很多地方一样，楚雄的历史首先与地名有关。1962年，郭沫若先生途经楚雄，利用在此小住的闲暇，遍翻了当地的一些重要史料后，挥毫写就《宿楚雄》一诗，开篇便曰：“庄蹻开滇肇锡名。”

庄蹻通滇的确是云南历史上一个空前重大事件。对此，《史记·西南夷列传》云：

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乔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沃数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

庄蹻通滇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82-前280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当年，楚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云南，进入滇中地区，并在滇池附近建立了著名的“滇国”之后，云南的历史上出了一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其结果是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楚雄”一名的由来，也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或者说“楚雄”这一地名的产生，就是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促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楚雄”本身就是两千多年以前，由楚国和云南两大区域之间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催生的。

后人考证“楚雄”之名的由来，说法很多，但择其大端，莫不与庄蹻通滇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史记》中关于“以兵威定属楚”之言，意味深长。宣统《楚雄县志·楚雄名义考》云：“楚雄之名，始自战国庄蹻开滇略地至此，曰楚。南诏时设威楚县……即改为楚雄县。考之舆图，‘威楚’相沿之久……殆取楚地雄威远播之义欤！”

明代才置“楚雄县”，才有“楚雄”这一地名，但楚风远播、楚名远扬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正如旧方志所言：“威楚相沿之久”。

也许，“楚雄”这一地名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象，而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其表层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已经水乳交融为一个整体。恰如宣统《楚雄县志》所言，楚雄既是“庄蹻王滇”以后的“楚地”，又因地理位置的优越而“雄威远播”。由此看来，倒像司马迁“以兵威定属楚”专为楚雄说道似的。当然，古滇国的中心并不在楚雄，楚雄仅仅是“以兵威定属楚”的一个重要区域。不过，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庄蹻开创的古滇国之中，唯有这一方土地以“楚雄”名之呢？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地处滇池与洱海之间的楚雄，得以承传楚风，得以尽得“兵威定属楚”之余韵，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抑或是一段历史的佳话？

关于楚雄之名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关于“楚叔熊逃于此”的记载和传说。“叔熊”是人名，是当年楚国的一个贵族之后。不知是因为政治斗争，还是这位公子哥确实犯了罪，叔熊恓恓惶惶来到了楚雄。叔熊是楚国人，名字中又有一个“雄”字，故而后人视此为楚雄之名的由来。清嘉庆《楚雄县志》云：楚雄“郡为《禹贡》梁州外地，在周为百濮也。春秋时，楚叔熊逃难于濮，即此”。按照司马迁《史记》之《楚世家》记载：叔熊又名叔堪，春秋后期楚国的中书令，后因兄弟同室操戈，便逃难于“百濮之地”。那么广泛的百濮之地，偏偏与楚雄有关，又是一段佳话。倘若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因为“楚叔熊”要早于“庄蹻通滇”，所以这段历史又当提前了。

当然，不管怎样，不论叔熊，还是庄蹻，楚雄之名都与“楚”有关，只不过郭沫若“庄蹻开滇肇锡名，楚威远震古边城”的“楚”字，就不专属庄蹻一人了。起码，他的乡党和前辈叔熊要算上一个。也许，由于庄蹻的名气太大了，人们把种种关于楚国与云南的事迹都归到他的身上。实际上，云南与内地特别是与楚国与巴蜀交流的历史早已有之。

楚雄的历史以“楚雄”这一地名的得来有关。 自从两千五百年前的庄蹻通滇以后，楚雄的历史便可圈可点，而且，这只是一部“以兵威定属楚”的历史。看来，人们有意识地从那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开始，把楚雄的历史圈定在一种开化和文明进程的环节上，不是没有来由的。但这并不是楚雄历史的全部，充其量只是其一条明显的线索而已。

楚雄彝族自治州是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行政区域，是一个历史发展与变迁的既定格局。我们讲楚雄历史，讲楚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而讲境内历史悠久和光辉灿烂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从时间上说，值得溯源的历史比庄蹻开滇更为久远，而从空间来说，历史上关于“楚雄”的种种称谓、种种诠释，都只能勾勒出其中的那么一点线索而已。现今的行政区域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客观存在，“楚雄州”的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能等而论之的。即使按照司马迁《史记》的权威认定：“以兵威定属楚”，那时的“楚雄”，也就是古滇国或者滇中地区的一个小小的点，大体说来，也就是今楚雄市一带的范围。不能代表整个楚雄州。

楚雄州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武定和楚雄两个专区，而上溯到明清时期则包括了姚安、武定和楚雄三个府治，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历史上关于“楚雄”这一专用的地名所能包括的。至于明清以前，“楚雄”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变化的情况更为复杂，但有趣的是，不论区域如何广泛，不论这一从金沙江南岸到哀牢山边缘的广泛区域如何发展变迁，“楚雄”的含义，以及由这一积淀了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所象征的意旨，都不但准确无误，而且愈来愈丰赡了。

两千多年的历史表明，一个地名的由来，特别是“楚雄”这一地名的得来，不但与庄蹻通滇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区域——滇中，和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古滇国建立的缩影和注释。 自此以后，楚文化的元素融入了滇中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广泛区域的民族结构，改善了其生产力要素。内地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方国瑜先生认为：“推测庄蹻率领的楚兵有二万之众，且为远征而来，所领当都是男子，留居滇池，就与当地居民混血，这就要‘变服，从其俗’，对滇池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作为地名的“楚雄”，其掷地有声的威名，其包蕴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为后世所带来的辉煌和荣耀，其为当代发展所可注入的勃勃生机，实在太多太多了。当然，历史上作为一方地名的“楚雄”与现今“楚雄彝族自治州”这一特定的行政区划有着天然的联系，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且，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相对而言，较之武定，特别是两姚，“楚雄”在一些方面还略逊一筹。所以，从空间上说“楚雄州”的范围，是历史上的“楚雄”所不能比拟的，而从时间上看，楚雄的历史并不肇自庄蹻开滇，而是更为久远。

从金沙江南岸到哀牢山腹地，在这一方广袤的土地上，曾以最早的“人类”遗址闻名于世，那就是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元谋人遗址的发现，展示了“古人类”生存的情景，为人类的演化提供了具体而明晰的佐证。元谋地处金沙江南岸，属于山岭与河谷、缓坡与热坝交织的地形，气候干燥炎热，历来民风彪悍。明清之际，曾有土酋吾必奎揭竿而起，并一度威胁省会昆明。元谋明代及清初属武定府所辖，上溯至唐初，曾一度以兵家必争之地显称，设过縻州都督府。也许，元谋属于一个特例，不仅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建立之前，与“威楚”没有多少联系，而且可以写进中国和世界历史开篇的元谋人遗址，从年代而言，是春秋战国所不可望其项背的。

除“元谋人”以外，楚雄州境内相继发现的禄丰恐龙和腊玛古猿化石，在古生物及地质学界，日愈引起关注。地球上生物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似乎在楚雄州已经展示得清晰可见了。禄丰恐龙化石经科学测定，属于三叠纪和侏罗纪时期的产物，而境内所发挥的腊玛古猿化石，则距今距700万-1400万年；从腊玛古猿到“元谋人”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人们遐想和探测的课题。而研究楚雄州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展示其悠久的历史，这些重要的线索，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按照传统的观念，从“五帝”之首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氏黄帝开始的历史，距今称五千年。在这里，所谓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包括楚雄在内的云南境内特别是滇中地区各民族参与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所以，在近百种之多的楚雄境内的地方史志资料中，称唐虞时期为“昧谷近地”，并且还沿用了《尚书》之《禹贡》中所指的夏朝时楚雄属“梁洲之域”的说法。中国上古史料称天下为“九州”，梁州是九州之一，楚雄属于所辖，这似乎已经不是传说，也不是史前的种种考古发掘，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人文了。至于那时楚雄境内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民族分布和文明景象，亦不乏种种发现足以证明。

按照现有的历史资料记载，真正有证可稽的楚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文，也就可以追溯到上述的“庄蹻开滇”的战国中晚期。但是，如果说楚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的话，那么，元谋大墩子以及更早的永仁菜园子文化遗址的发掘的确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从楚雄州境内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可以证明，远在商代以前，这里的各部落都已经创造了十分先进的文化，祖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明的步伐，一点也不比其他地区逊色多少。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可以想象，就是在这一方土地上，先民们是如何生存和繁衍，又是怎样积极参与到中原地区的群雄逐鹿中去？这一艰难的过程，又该是怎样的惊心动魄？

据最权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距今约4000年前，楚雄境内特别是金沙江南岸广泛地区的先民们，多数已经进入到新石器时期。按照最新的考古发掘，在楚雄境内各县，几乎都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并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为代表。想必，这便是西南地区古老的少数民族濮、髳等的先祖。直到商周之际，他们北下中原，参与讨伐暴纣的会盟，便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不断发展而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的表现吧！

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元谋盆地莲花村东南河岸的一块高地，发掘面积有500多平方米。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文物分析，这一处遗址的结构十分复杂，内容也极为丰富，大体说来，共有两段文化层面，代表了其时间上的早晚两期，其时间差异大约一百年左右。根据中国科学院碳十四技术测定，元谋大墩子文化遗址距今约为3210±90年。其时正属于商朝的晚期，与濮髳北会的时间大体相等。

严格说来，同样作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同样作为在商周之际“北会中原”的濮、髳等民族的先祖，永仁菜园子文化遗址稍早于元谋大墩子，时间约为距今3400±500年。并且，这一遗址共有3个文化层面，出土物有炭屑、果仁、骨器、石器、陶器、陶纺轮等。经探明，永仁菜园子距地表一两米处有半地穴式圆形住房，并有明显的用火痕迹。而用火痕迹最明显的，便是大量的炭化物。这一发现，似乎元谋大墩子表现得更为充分。这说明，元谋盆地的农耕优势， 自古而然。

《山海经》之《海内经》记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炎野……爰有膏菽膏稻，膏汞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黑水就是金沙江，而金沙江流域的“百谷自生”之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正是几千年以前楚雄州境内的“百濮”与“髳”生活的土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族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且永远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衍化的过程中。在“濮”“髳”之前，或在“濮”“髳”以后，在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民族分布的状况明晰可见。

根据有关史料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云南境内新石器文化分别属于氐羌、百濮和百越三大部族所有。而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各民族频繁的迁徙和不断的融合，很难判定诸如永仁菜园子和元谋大墩子等文化遗址究竟分属于哪个民族，但是，综合多种要素，以及后来的发展情况，基本的目标还是可以锁定并加以确认的。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新石器文化遗址，对于楚雄历史乃至整个云南甚至西南地区历史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彝族历史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是古氐羌以及后来向南和西迁徙出去的百越民族所创造。

不但如此，这一系列新石器遗址所留存的稻作文化的痕迹，如此引人注目，的确是我国农耕史上的一大奇迹。3000多年以前，南方的百越民族，以及堪称彝族先民的古氐羌民族，就在这里人工栽种稻谷，这样的属于农业文明的成就，无疑为后来备受称颂的古滇国稻作文化打下了基础。(www.xing528.com)

按照后来民族学家的推定，那个时候的楚雄，起码有濮、羌、卢、髳的族群世居境内，并且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明。这些古老的部族与永仁菜园子、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血亲关系，似乎已经不容置疑了。而他们从这块土地上走了出去，历尽千山万水，共同为推翻暴戾的商纣，“为民请命”，扶持周朝新君而作为一场正义战争的主决者之一，永远地被载入了史册。

郭沫若后来在诸多著述中，特别是在1977年出版的《郭沫若诗词》中为《宿楚雄》诗作注时说：公元前1122年周灭殷时，同盟军中有濮人、髳人，原住楚雄一带。由此而言，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孟津会盟”，也就是楚雄历史上可能是最早的一件大事“濮髳北会”。

也许，沿着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遨游一番，“濮髳北会”的背景也就一目了然了。楚雄当时属于濮髳等古老民族所居，但在那个时代，濮髳之地远不止于楚雄。“濮”似乎与古代的“濮水”有关，大体上指的是“元江”，以及上游的礼舍江。濮水流经弥渡、祥云、南华、楚雄、双柏、禄丰，蜿蜒向东南而去。人因地而名，族也因地而名，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一广泛的区域皆由“濮人”所居，当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当康熙《楚雄府志》说到“周为百濮地”之时，一种由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证实了的历史沿革脉络，就清晰可见了。

至于“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第一卷之一百一十三条云：“髳人，今在北胜。”据此，在金沙江南岸的广泛地区，在与永仁菜园子文化遗址更为接近的区域，这一古老的民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存和繁衍，当是确定无疑的。而之所以称“髳”，是因为他们的形象，尤其是形象特征之一的发式。

在今姚安县城北面大约5公里的地方，在“龙岗”这个太普遍但看起来确实有点分量的地方，有一座古墓，墓主便是庄蹻手下的骁将小卜将军。按照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史料记载，特别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载：“庄蹻至滇池，以兵威其地，遂使部将小卜引兵收滇西诸蛮。”可以看到，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后的楚雄，曾发生了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一场征服者与当地各路土著之间惨烈的战争，至今仍令人惊心动魄。

这场战争从表面上看来，是入主的楚国军队与当地的土著部落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征服与被征服之间的关系。那个时候史家所认为的“春秋无义战”的情形，就这样在楚雄境内演出了极为惨烈的一幕。入主楚雄的庄蹻军队应当就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而小卜将军则是庄蹻手下的一员骁将，其所到之处，真有一种“挡我者死，顺我者生”的气势。在那个时代，在楚雄境内崇山峻岭间生活的实际上以濮、髳为主的各部族，其战斗力之强，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要不然，在距庄蹻之前近千年的“北会”，也就无从谈起了。可是入主的楚军实在太强大了，所以，这一方土地，只能以被征服而告终。不幸的是，楚军的主将，也是“战殁于此”。据姚安龙岗小卜将军墓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述，小卜将军战死之地，就在姚安。从此以后，楚雄境内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各个部族，各路土酋，尽皆臣属于庄蹻所建立的“滇国”。当然，从当时楚雄的形势上看，今楚雄市和双柏、南华等县的边远部分，有可能与古滇国并存的哀牢国有关系。但是，后来的“楚雄”之名，以及残存至今曾在20世纪末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的“巫风楚俗”，皆足以证明，楚雄在那个时候，在小卜将军奉命征服了这一片土地并将生命之躯化入其中的时候，这里便是古滇国的一方区域了。

继秦以后，汉初开始在楚雄各地设郡置县，这虽然也是云南境内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一笔。但似乎从民间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倒是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突然从天而降的金马碧鸡的景象，增添了让人们惊奇的一幕。

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在大姚县境内，盛传着一个异事：某年某月某日，在县城东十里的禺同山，在翠黛色的山峦与蓝天白云之间，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突然，奇迹出现了，只见数匹骏马，通体金色，纵横驰骋；一群雉鸡，碧绿透底，色彩斑斓，飘然而出，引吭高歌。一时，灵气溢满天地之间；山川河谷，金碧辉煌。大自然的奇异景象，不但令当地百姓欢呼雀跃，而且很快由蜻蛉县丞层层上报，很快，汉武帝刘彻便知道了这件异事。

本来，“金马碧鸡”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象，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事件”，充其量也就是科学家们解释自然之秘的一个对象而已。其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作为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因为，卷入到这一件事中的人，从汉武帝刘彻和时任谏议大夫的汉初文学家王褒，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典籍文献《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不但如此，后来一些佛教高僧和一些关于滇中佛学的著述，很多都把这一奇异天象与佛光普照等佛家的圣迹联系起来，而“金马碧鸡”从此作为云南境内一种奇异的人文景观，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和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则更是令人惊奇。如今，大姚县城也因此而得名，称“金碧镇”。

当年古蜻蛉县出现了“金马碧鸡”之后不久，崇尚天人合一，笃信方家羽士的刘彻，就认为彩云之南有神鸡频现，毛羽青翠艳丽，能破石凌空，光彩夺目，引吭高歌，其声悠长，是为吉兆。当时云南特别是古蜻蛉县，就成为这位雄才大略皇帝的一个向往之地。可惜，天不祐人，不久，刘彻就带着对“金马碧鸡”的向往之情辞世了。汉宣帝承大统，封蜀人王褒为谏议大夫，命他前往云南求取“金精神马”和“缥碧之鸡”。王褒从咸阳出发，翻越秦岭，进入他的故乡四川，历经千山万水，可惜，他没有渡过金沙江，就功亏一篑，溘然长逝了。临终前，王褒所撰《移金马碧文》不但成为千古绝唱，而且为各种典籍文献所载，使这一奇异的天象和人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元素，渗入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王褒《移金马碧鸡文》云：“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汉配之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金马碧鸡出现以后，可谓天呈吉象，万众欢呼，而笃信天命和天意的大汉天子，也被震惊了。这样一件大事，可谓惊天动地。从秦至汉，中国大一统的格局已定。云南的大部地区，在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度下，也皆在中央政权的版图之中。晋常璩《华阳国志》载：“晋宁郡，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这便是当时蜻蛉县的治所情形。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阳国志》中称益州郡的居民为“叟”。按照当代很多学者的共同认定，汉代所称的“叟”，便是那个时期彝族先民的统称。由此说来，金马碧鸡的天象发生地为蜻蛉县，而当地的居民之一便是“叟”。

彩云之南之彩云频现的自然景观屡屡有之，“金马碧鸡”当亦属于一次彩云南现的天象，之所以载入史册，也只是适逢其人和其时而已。当然，昆明不但处于“滇池之上”，属于古代益州郡的中心，而且自元代开始，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在城市建设中沿袭古人所本的文化渊源，让金马碧鸡的精气神自然而然地注入春城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昆明古代肯定有许多与彩云有关的神奇天象，“金马碧鸡”的那一次，属于益州郡不假，但具体地点只能是距滇池数百里之遥的蜻蛉县，这也是溯源楚雄历史文化时必须道说清楚的一件事。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还是《汉书》，这部权威的史书在其从《地理志·越巂郡》之“蜻蛉县”条下注云：

愚同山有金马碧鸡。

与此可以互参的是《后汉书·郡国》：“越巂郡，蜻蛉境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这就再明确不过了，尽管彩云之南多彩云，但由彩云而幻化的金马碧鸡，其渊薮就在大姚，这是不容争辩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等典籍文献里，古蜻蛉县属于越巂郡而不是益州郡。

当时蜻蛉县所隶属的越巂郡共15县，首邑在邛都县（今四川西昌市），地域包括今四川凉山、云南的丽江东部和楚雄州西北部。越巂古道，贯通全境，这也许就是金马碧鸡的奇异天象乍现，便誉满京华的直接原因。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当战乱继续蔓延，由刘备创立的蜀汉政权退守到成都的时候，大约在公元225年前后，金沙江以南一些部落首领骚乱，严重影响了后方的稳定。在这样的时候，诸葛亮亲率四万之众，“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从此，在金沙江南岸广大地区， 自东往西，从丽江、楚雄到昆明、曲靖、昭通，到处都流传着诸葛亮南征的故事，都有诸葛南征的遗迹供人们凭吊。

因为历史形成的惯例，从四川入滇，其中一个重要的通道便是越巂古道。于是，由此而留下的传说和故事，也就在楚雄州境内广泛流传。比如，在永仁方山，就有着以下这样一个传说——

当年诸葛亮率众从成都誓师南征，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南下，其中一支人马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一举攻下越巂郡守所在地邛都，而后亲率三千精兵开路，从会理直插金沙江，在永仁县的拉鲊渡口过江。

也许，这便是“五月渡泸”的真实情景。而在这样的时候，诸葛亮大军所深入的“不毛”之地，便是1800多年以后所发掘的菜园子和附近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遗址所在地，在这里所居住的濮、髳等古老民族以及后来被称为“叟”的少数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而作为彝族先民的“叟”，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首领，除了同诸葛亮血战到底，体现了无畏的英雄气概，而最终在诸葛亮的真诚和仁义的感化下表示臣服的孟获以外，还有高定、雍闿等人。所有这些作为民族首领和一方土酋的少数民族豪雄，都在无数次激烈的战斗以后，臣服或归化了。对于他们来说，不能说是“战败”，而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一种认同先进文化的明智选择。正如所传当时曾同蜀汉大军激战无数次之后，终于到成都任职的高定，其后裔曾经在大理国期间辉煌数百年，并且在楚雄境内培育出了诸如高奣映这样的文化名人。同庄蹻“通滇”一样，诸葛亮南征虽然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但由于这位历史伟人的仁义和文明之举，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交流。

据说当年诸葛亮所率中军一部三千人从拉鲊渡口过金沙江以后，南方的深山丛林，使官兵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但是，由于正值五月天气，江边更是酷热难当，如此一路行军，没有多久将士们便支撑不住了。酷热的天气加上水土不服，又由于连日的奔劳，一支劲旅几近于瘫痪和崩溃的边缘。诸葛亮只好派人就近搜索，准备休整一番，在这样的时候，搜索人员登上了方山，但见此处浓荫蔽日，清泉甘甜，空气清新，凉爽宜人，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迅速向诸葛亮报告了这一发现。于是，首次进入滇境的蜀汉大军，就在这里休整了。

诸葛亮深谙天时，更懂地利。他登高一望，只见方山山势雄伟，俯视周围，可谓一览无遗矣！这里作为一个军事重镇，攻守自如，不啻一方战略要地。诸葛亮下令蜀军在方山安营扎寨，掘土垒壁，并在山的四周挖了很多火坑，打了很多石锥窝。不几日，当士气刚刚恢复那么一点，几万土酋盟军便浩浩荡荡杀到，诸葛亮因为占着方山地利之便，毫不担心。他下令士兵们烧起灶火，架锅煮饭，并且四处声张，只见整座方山炊烟袅绕，敌军皆为此气势所慑，又见此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故不敢贸然进攻。土酋们派人侦察，又见敌阵中炊烟处处，士卒们出操布阵，井然有序，并无半点惊慌之状。而且，侦察士兵还发现到处是春米的石锥窝，真不知有多少人马驻扎于此。就这样，诸葛亮又再上演了一出“空城计”。后蜀军在此休整数月之久，拔营而去。一场战火终于幸免，对当地土民也是秋毫无犯。现在，这座诸葛营垒虽经近两千年的风雨剥蚀，其轮廓仍然依稀可辨。这座古营盘的中心位于方山东山之麓，就目前遗址所见，共有三道土围，可能是当年蜀军所筑城墙。残存土墙共有356米长，高约3米，厚约2.4米，皆由黏土夯成。土墙外有堑壕若干，痕迹明显，可知方山麓诸葛亮扎营一事，所言非虚。

在楚雄州境内，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着不知是传说还是真实的诸葛遗迹，每一寸土地上都有着对这位千古贤人的讴歌和颂扬，可谓举不胜举。

“诸葛南征”对于楚雄来说，是值得发掘的文化渊薮，因为这个事件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想当年诸葛亮亲率西路大军，追孟获而进入楚雄境内的金沙江南岸地区，大获全胜，南征告成并与众军会合之时，楚雄的历史又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军民相庆、欢呼雀跃的场面，又当是多么热烈而动人啊！从此，在楚雄境内，在永仁、元谋、大姚、姚安、牟定、南华等地，在武定、禄丰、楚雄、双柏境内，又多出了一道奇异而鲜明的人文风景。当后人在这些与诸葛亮有关的“旧营”之间流连忘返之时，也就意味着：一曲由历史上著名人物谱写的民族团结的颂歌，整整唱响了数千年。

楚雄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民族融合：一次是庄蹻通滇，一次是诸葛南征，一次是明初的军屯、民屯。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楚雄经济文化发展，影响了州境内民族构成，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其踪迹至今仍历历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