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一个主题，对各种文献知识和民间知识进行采择、分类和杂录，表现在记体的繁荣上，也代表着一种博物认知观的成熟。这种新的认知观引起魏晋诸多著作在文体形态上的变化，形成魏晋一种普遍的学术风气。
1.博物认知和杂家文献的知识倾向
关于魏晋时期的学术风尚，学界多重视对“文学的自觉”中审美意识的钩稽。但是我们在关注文笔分流的同时，更应留意这种博物观赋予杂家类文献的一种知识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在文人的集子中开始出现很多知识性的汇录，如萧绎的《金楼子》。《四库全书总目》言：“其书于古今闻见事迹，治忽贞邪，咸为苞载，附以议论，劝戒兼资，盖亦杂家之流。而当时周、秦异书未尽亡佚，具有征引。如许由之父名，兄弟七人，十九而隐，成汤凡有七号之类，皆史外轶闻他书未见。”[106]《金楼子》的内容非常驳杂，被称为“杂家之流”，实因其对各种知识进行汇总杂记的特性。在其中还出现了对一些无法归类的知识，统归于“杂记”篇目之下。《金楼子》成书的突出特征，即博览与杂录。王通评其：“贪人也，其文繁。”[107]这种写作风格，正是不守常规，自由而广博的学术风气的初创。
萧绎在《立言》篇中言：“世有习干戈者贱乎俎豆，修儒行者忽行武功。范宁以王弼比桀纣，谢混以简文方赧献……余以为不然。余以孙吴为营垒，以周孔为冠带，以老庄为欢宴，以权实为稻粮，以卜筮为神明，以政治为手足。一围之木持千钧，五寸之键制开阖，总之者明也。”[108]他追求的是包罗万象的知识汇通，学术形态以杂为宗旨。
《金楼子》作为个人文集，“杂以传记、小说、杂史、故事、志怪、诗话”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带有类书性质的杂家著作。其中对历史逸闻的辑录，不按任何史例，而以条录记事，一直写到梁武帝萧衍，颇似《拾遗记》的写作体式。其中“志怪”一篇，体例与《搜神记》无异。“立言”“捷对”等条目多似《世说新语》。而杂录他书，或综合他书以考证一事，则颇似《博物志》。如《博物志》中一条言“扁鹊有二”，萧绎撰《同姓同名录》辨析三庞涓、十一王褒，并引有《博物志》之辨。另外《西京杂记》中也有“两秋胡、曾参、毛遂”条。可知当时各类记体中有着共同的知识关注角度，是博物君子所应有的知识修养，同时也显示了各类记体在知识延展上的功能。
萧绎在其《著书篇》中，提到自己的各种著作，有《怀旧志》一秩，一卷；《研神记》一秩，一卷；《晋仙传》一秩，五卷；《贡职图》一秩，一卷；《语对》三秩，三十卷；《同姓同名录》一秩，一卷；《荆南志》一秩，一卷，《江州记》一秩，三卷；《奇字》二秩，二十卷；《长州苑记》一秩，三卷；《食要》一秩，十卷；《辩林》二秩，二十卷；《药方》一秩，十卷；《谱》一秩，十卷；《杂记》上、下篇等。这些著作不见载于《隋书·经籍志》，但是它和隋志中著录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在题材、文体上惊人的相似，涉及各种搜神记、地记、专题汇录、语录集锦、谱录整理，而在文体形式上均以札记、随感的形式成文。晋顾恺之和束皙撰写的《启蒙记》《发蒙记》作为当时的通行读物，其内容也包括物产之异、地理现象、风俗传说这三项[109]。这些共同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文人的一种知识学术形态。
《直斋书录解题》：“《金楼子》十卷，梁元帝萧绎世诚为湘东王时所述也，杂记古今闻见。”[110]《群书治要序》评：“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博闻，饰雕虫之小伎。流宕忘反，殊途同致。虽辩周万物，愈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111]将其归为杂家之流。而魏晋时期杂家的内涵已经由以往的学术之杂转变为知识之杂，更应称其为“杂学”。
从杂家到杂学，其中考据性内容甚多。《杂记》篇记梁元帝频丧五男，衔悲恍惚，觉心气动，“累问通人：心气之名，当为何起？多无以对。余以为《庄子》云：‘无疾而呼，其笑若惊’，此心气也。曼倩有言：‘阴阳争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华谭曰：‘肝气微则面青，心气动则面赤。’左氏云：‘周王心疾终。子重心疾卒。’曹志亦有心疾。殷师者，仲堪之父也，有此疾。近张思光居丧之后，感此病”[112]云云。《金楼子》和之前的“杂家类”著作相比，如《吕氏春秋》《淮南子》《抱朴子》者，是采儒墨而兼有庄老，取其思想之杂，而《金楼子》之杂，颇有类书编纂的特点。
史论家常评魏晋文人少材而多学，《隋书·经籍志》将《金楼子》归在杂家类，言：“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113]这实际上是从杂家到杂学的一种转变。我们要考察的是杂录式的记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千里马不时有，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上用”者也。
这些事语材料，在韩非的《说林》、荀子的《大成》，是将其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以融合为自己的法家、儒家之论。而《金楼子》对于这些事语并不进行理念上的融合，直接成篇成书，形成杂记条录性质的《立言》《杂记》。
成瓦者炭，而瓦不可以得炭；润竹者水，而竹不可以得水；蒿艾有火，不烧不燃；土中有水，不掘无泉；百梅能使百人酸，一梅不足成味也。
这种推论，颇似当年老子的哲学体系。老子关注物理，重在从中推出哲理，而《金楼子》更偏重于物理现象、知识学问本身，将其凝固为直接成篇的杂记形式。这是从杂家到杂学转变中记体的一种功能，这种记体形式象征着知识要素本身的独立。其他的文人大可以将这些记体作为一种知识储备，以成论成章。魏晋时期特有的知识学术形态的形成，与杂录类记体的文体功能息息相关。
在《隋书·经籍志》中这一类整理典籍知识的有：宋后军参军徐益寿撰《记闻》二卷，佚名《备遗记》三卷，张华的《张公杂记》十五卷，沈约所作有《迩言》十卷、《俗说》五卷、《袖中记》一卷，佚名《补文》六卷、《杂略》十三卷等。这种杂学类文献，是唐宋后的各种考据辩证琐闻记载类笔记的先声。
2.知识认知兴趣与文注内涵的改变
魏晋记体的繁荣，尤其是六朝兴起的认知性记体，加强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认知性记体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名物训解系统，赋予注解体以新的内涵。
郭璞《晋书》本传言其“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苍》《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114]。注，是对文中所用文辞进行知识性的解释，郭璞能注这些字书和地理类书籍，和他对这种殊物产知识的掌握大有关系。
郭璞的《山海经注序》对《山海经》的看法，强调其博物认知的功能：“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闳诞虚夸，多奇怪倜傥之言，尝试论之曰：庄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夫玩所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所常蔽也。”[115]对于常视之虚妄之事进行重新认知，并从博物知识的角度理解。郭璞的《尔雅疏》：“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注疏的目的，在于“俾之瞻涉者，可以广寤多闻耳”[116]。
《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郭璞注：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烂，自绞于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其类也。《楚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说者云长千寻。
这种描述型话语体系，代表古人对动植物学本身研究意识的增强。三国时期吴国的陆玑将《诗》中所涉及的动植物全部辑录出来，“缀集旧闻，荟萃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对其进行注疏，写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他的话语体系和前期异物志的话语规范非常相似。之后东晋时期郭璞作《尔雅注》《尔雅音图》，也是“异物志”[117]式描述话语。
在陆玑之前，如《毛诗传》，也有对诗中的动植物象做传疏解释，但是，这种经学注疏主要在于别名释物。至《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却是具体地描述物体的性状，实际上它已经不是经的传疏。魏晋时的注体，深受当时异物志记述方法的影响。如陆玑解释“鹳鸣于垤”之“鹳”，解释包括：别名、形态、生活习性、生长规律、用途、功能。“鹳，鹳雀也。似鸿而大，长颈赤喙，白身黑尾翅。树上作巢，大如车轮。卵如三升杯。望见人，按其子令伏，……若杀其子则一村致旱灾”等。又如郭璞在注中，对于自己未有见闻的，则标明“未详”“未闻”。这和张华在《博物志》中言“未详”的内涵是一致的。注成为对知识认知的一种文体形式，而它的知识体系则源自认知性记体。
这种新的知识形态也规范了文人的知识修养。如《尔雅》成为当时士人掌握物产的重要途径。《晋书·蔡谟传》：“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谢尚讥其：“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118]《毛诗》《尔雅》《山海经》本是早期著作，早期在“名物认知和积累”阶段，并没有描述体系。而正是在“异物志”繁荣的魏晋时期，得到后人具有知识架构的整理注疏。这也充分说明当一种文体形成后，效仿这种文体，实际是取得一种知识的角度，还可以用来规范以前的知识，对以前知识进行新的观照，从而重新发现大量的知识。
博物认知的新知识观不仅反映在注体内涵的转变上，同时使“注”本身也开始成为对知识认知的一种文体形式。晋崔豹《古今注》并不为某书之注解，而是对于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考证和说明，并单独成书。注文发挥认知的功能，最早出现在汉代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姚振宗言：“其正文协韵如古赋，而故实皆载于注。注即子隐自撰，征用者多取注而略正文。……惜其久亡，所得见者仅十之二三。然而亭邑、古迹、山川、节候、风俗、舟车、器服、物产、果实、草木、鸟兽、虫鱼，品类略备，原次不可考，即以此区分焉。”[119]赋的功能远不如散文语式的注文更能达到知识传播的功能。注文的价值开始超过了赋体正文。
3.知识的汇录与地理注、史注
六朝时期，注重对各类知识的汇录杂记，这一知识形态对地理注和史注风格的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郦道元的《水经注》征引繁博，甚至这种注体本身的价值已经超过《水经》。史注方面，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中罗列了裴注所引用的书目：《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书目，在陈寿也应有见闻，而新的历史观的改变，使魏晋文人在阅读历史时开始关注史材。裴松之注《三国志》，代表新的历史知识观已经确立，魏晋时人对于历史认知要求更为细致。刘孝标则效仿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注法，注解《世说新语》，引书达四百多部。魏晋时的注解体，不在于训释名物，解释文义，而是汇录诸书，博闻采录，增广事实，这一转变，和当时的博物认知视角有关。
4.博物知识对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
伴随着大量记体创作中对广博知识的记载，魏晋文人常以博物多闻为夸，这种倾向在文坛率然成风。如《陈书·姚察列传》：“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120]文人开始普遍阅读书籍，以博学为荣，如齐王僧孺，“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121]。张戒《岁寒堂诗话》：“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122]又《诗品序》：“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123]在文坛上，不仅仅是博闻，而且开始注重“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实际才学涵养。甚至《南史·任昉传》记载任昉欲以与沈约争名，晚年好著诗，但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然“都下士子慕之”[124]，形成了一种文学导向。
姚察在《梁书·江淹、任昉传赞》中言：“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25]《北齐书·刘昼传》：“儒者劳而少工，见于斯矣。我读儒书二十余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为文，便得如是。”[126]《南齐书·文学传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惟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举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127]六朝时期，儒学的衰落，不仅仅是玄学的影响，更在于六朝时期的儒学经术，已经没有足够的知识支撑，而这种知识储备却繁荣在当时的文史杂记系统中。
在文学创作中，藏书与博闻开始成为一种题材。《幽明录》：“董仲舒尝下帷独咏，忽有客来，风姿音气，殊为不凡，与论《五经》，究其微奥。仲舒素不闻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因此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鼹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老狸，蹶然而走。”[128]在《拾遗记》中也有关于刘向、贾逵、何休、任末、曹仓等人博学的神异传说[129]。这些均是一种文学性的折射。凡一种行为开始进入文学的殿堂，必定已经是蔚然成风的趋势。在史书和时人文集中对于士人的博闻亦多有记载，如《晋书》本传，记载张华：“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130]其中多有记博物多识者的故事。《金楼子》：“元嘉中，张永开玄武湖，值古冢，上有一铜斗，有柄，若酒桍。太祖访之朝士，莫有识者。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以赐之。一在冢内，一在冢外。’俄而又启冢内得一斗，有铭书称‘大司徒甄邯之墓’。”[131]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对历代典故和经术常识的博闻强记成了衡量文人学识才华高低的一个标准。
综上所述，六朝文人以笔记的形式，开创了新的知识风气，包括对于博物知识的认知、对于轶史逸闻的关注、对于民众知识文化的集结，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记体类型。六朝文人从文献整理、自我见闻两个途径建立了广泛而细致的知识层面，凡宇宙名物、经史文籍、草木虫鱼，至于传说奇闻，靡不究心，记体所展开的各种知识，促使了文人学识结构的转变。这些知识均以记体的形式呈现，打开了文人新的知识层面，影响了诸多文献的文体形态。
【注释】
[1]［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31.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235.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955.
[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050.
[5]［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399.
[6]［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92.
[7]［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04.
[8]［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661.
[9]［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43.
[10]［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99.
[11]［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913.
[12]［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1898.
[13]［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92.
[14]［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02.
[15]［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卷三十六［M］.朱谋玮，注.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
[16]［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85.
[17]［明］梅鼎祚.西晋文纪：卷十七［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晋］陆云.陆士龙集：卷十［M］.四部丛刊景明正德翻宋本.
[19]［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三［M］.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20]［南北朝］萧统.文选：卷四［M］.［唐］李善，注.胡刻本.
[21]［清］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四［M］.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22]［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一［M］.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23]［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54.
[24]［南北朝］萧统.文选：卷十二［M］.［唐］李善，注.胡刻本.
[25]［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M］.［明］朱谋玮，注.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
[26]［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南北朝］萧统.文选：卷十一［M］.［唐］李善，注.胡刻本.
[28]［唐］徐坚.初学记：卷七［M］.清光绪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
[29]［南北朝］谢灵运.谢康乐集：卷一［M］.明万历沈启原刻本.
[30]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4.
[3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9.
[32]［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M］.清海仙山馆丛书本：23.
[33]［清］黄节.读诗三箚记［M］//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济南：齐鲁书社，1985：373.
[34]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42.
[35]［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九［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6]［南北朝］鲍照.鲍明远集：卷八［M］.四部丛刊景宋本.
[37]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世界书局，1978：652.
[38]［清］张英.渊鉴类函：卷三百九十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南北朝］萧统.文选：卷二十五［M］.［唐］李善，注.胡刻本.
[40]［南北朝］萧统.文选：卷三十［M］.［唐］李善，注.胡刻本.
[41]［清］许鸣盘.方舆考证：卷七十七［M］.清济宁潘氏华鉴阁本.
[42]［晋］谢灵运.谢灵运集校注［M］.顾绍伯，校注.台北：里仁书局，2004：535.
[43]［南北朝］萧统.文选：卷三十［M］.［唐］李善，注.胡刻本.
[44]［南北朝］萧统.文选：卷三十［M］.［唐］李善，注.胡刻本.
[45]［南北朝］萧统.文选：卷三十［M］.［唐］李善，注.胡刻本.
[46]张崇根.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35.
[47]［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M］.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48]［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99.
[49]［清］嵆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0]张节末.谢灵运山水诗的成因及其美学分析［J］.汉学研究，2010，28（4）：66.(www.xing528.com)
[5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9.
[52]［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
[53]［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3.
[54]［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5.
[55]［梁］刘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4.
[56]［晋］陆机.陆士衡文集：卷一［M］.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57]关于六朝记体的分类，最早是在小说研究范围内进行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志怪小说分为“文士之志怪”“释家之明因果”及“方士之行劝诱”，是从作家不同身份来划分的。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中将志怪小说，分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同时进一步强调“拾遗体”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三者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方笔丛》中，将小说分为六类：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异》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现代学者基本将魏晋所出现的各种记体分为志怪、志人两类。后人将六朝记体多以小说称，导致了很多错误的印象。如“《西京杂记》，本书是一部介绍西汉一代帝王后妃、公侯将相、方士文人等的志人小说”。而考其内容，不仅志人，且志事物，如“太液池”、终南山华盖树，三云殿，记载歌谣者，如黄鹄歌，甚至记载“马饰之盛”“雪深五尺”。可知，对于《西京杂记》不应以小说视之，而遮蔽其作为“杂记”的本质特色。
从小说的角度研究六朝记体，弊端在于：第一，只关注笔记中的故事类内容，性质概括不全面。比如胡应麟将《酉阳》归为志怪，但志怪只是《酉阳》中的一部分而已，况其全称为《酉阳杂俎》，实际上是杂记体。第二，对六朝笔记的分类，在小说演变史中进行，就不免受到后来小说流派划分的影响。因此，对于六朝诸记的研究，应以笔记的文体来观照，才更符合其体制。
[58]［宋］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卷下［M］.元初刻本.
[59]［汉］孔鲋.孔丛子·嘉言第一［M］.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
[6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3.
[61]［晋］陈寿.三国志［M］.［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203.
[62]［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M］.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63]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96.
[64]［晋］崔豹.古今注［M］.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65]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97.
[66]［晋］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167.
[67]［汉］班固.汉书：卷一百下［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8]［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87.
[69]［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汉］刘安.淮南鸿烈解［M］.四部丛刊影钞北宋本.
[71]［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88.
[72]［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74.
[73]［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4.
[74]所以言“新”的原因，是在任昉之前，南朝齐祖冲之撰有《述异记》上、下卷。
[75]［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8.
[76]［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81-687.
[77]［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742.
[78]［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474.
[79]［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614.
[80]［梁］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517.
[81]［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四［M］.清光绪万卷楼藏本.
[82]［前秦］王嘉，等.拾遗记（外三种）［M］.王根林，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
[83]［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六［M］.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
[84]［前秦］王嘉，等.拾遗记（外三种）［M］.王根林，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
[85]［前秦］王嘉，等.拾遗记（外三种）［M］.王根林，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3.
[86]《晋书·文立传》：“蜀时游太学，专《毛诗》《三礼》，师事谯周。”在学校领域，儒家经学始终是主要的教育内容。见毛礼锐《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1986年版。
[87]黄清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文言笔记小说序跋部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58.
[88]黄清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文言笔记小说序跋部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3.
[89]［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94.
[90]［晋］葛洪.西京杂记［M］.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
[91]黄清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文言笔记小说序跋部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60.
[92]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
[93]吴礼权.清末民初笔记小说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
[94]“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3331.
[95]［唐］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1：962.
[96]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7.
[97]［晋］葛洪.西京杂记［M］.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
[98]［晋］葛洪.西京杂记［M］.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3.
[99]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219.
[100]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96.
[101]［汉］应劭.风俗通义［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38-139.
[102]［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494.
[103]［唐］刘知几.史通［M］.［清］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4.
[10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明万历刻本.
[105]王永顺.陆机文集 陆云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78.
[106]［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07]［隋］王通·中说：卷三［M］.四部丛刊景宋本.
[108]［梁］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854.
[109]具体考证见绪论。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年六十二卒，于官所著文集及《启蒙记》行于世。”
[110]［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11]［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百七［M］.明刻初印本.
[112]［梁］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1351.
[113]［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010.
[114]［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0：1910.
[115]［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五十六［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6]［晋］郭璞.尔雅注疏［M］.［宋］邢昺，疏.黄侃，句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
[117]所谓异物志，是对南方动植物产进行认知性描述。因六朝记体所涉及的知识体系有相互交错性，此处不宜展开对“异物志”的具体描述，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异物志文体体例研究”。
[118]［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041.
[119]［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十一［M］.民国师石山房丛书本.
[120]［唐］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3.
[121]［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62.
[122]［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M］.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23]［梁］钟嵘.诗品［M］.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24-25.
[124]［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1455.
[125]［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8.
[126]［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589.
[127]［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08.
[128]［前秦］王嘉，等.拾遗记（外三种）［M］.王根林，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2.
[129]［前秦］王嘉，等.拾遗记（外三种）［M］.王根林，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5-46.
[130]［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70.
[131]［梁］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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