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知识修养的转变及影响

后汉士人以“博学通儒”为高，而魏晋士人则以“博物识见”为最高的知识修养。依汉、魏史书本传，可以比较两朝文人关于“博学”的内涵：

贾逵，据《后汉书》：“……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2]

桓谭，据《后汉书》：“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为好学。”^[3]

荀爽，据《后汉书》：“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著《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谶》，并它所论叙，题书《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4]

两汉的博学，更强调的是博习五经，改变西汉前期专守一经的文化风尚，后汉士人之博学，可用“通儒”称。而魏晋人的博学与两汉相比，讲究史、文、地之综合知识上的宏博。

顾野王，据《陈书》：“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略知大旨，九岁能属文……年十二……撰《建安地记》二篇，长而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5]

雷次宗，据《宋书》：“豫章郡治南昌人，从庐山释慧远学，尤明三礼、毛诗”^[6]，同时又为地学大家。

潘岳，据《晋书》：“荥阳中牟人也”，“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所经人物山水，文清旨诣”^[7]，撰有《关中记》。

王韶之，据《南史》：“好史籍，博涉多闻。……宋武帝以韶之博学有文辞，补通直郎，领西省事，转中书侍郎”^[8]，撰有《始兴记》《南康记》与《神境记》。(www.xing528.com)

温子升，据《魏书》，自称太原人，其父为兖州左将军府长史，彼历任中书郎，大将军府咨议参军等职，以渊博闻名，与宋之谢灵运，梁之沈约、任昉等并称于世。撰有《永安记》。

谢灵运，据《宋书》：“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9]负责撰写晋史，撰有《游名山志》，并有大量山水诗的创作。

郭璞，据《晋书》：“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10]

葛洪，据《晋书·葛洪传》：“自号抱朴子，因以名书。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史》《隐逸》《集异》各十卷，又《抄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11]。

汉朝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消失，地域政权的建立却使部分文人具备了大一统时期的史官修养。陶弘景《南史》本传称其“性好著述……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物理、方圆产物、医术本草，著《帝代年历》……云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12]这些广博的知识，本应是史官所具备的，《隋书·经籍志》：“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13]而如陶弘景并非史官，亦非自己职官范围内所需的行政文献，而是自己的知识修养，“非止史官是用，修道所须”也。陶弘景所著录的文献有《学苑》百卷、《古今州郡记》、《玉匮记》、《占候》、《图像集要》、《本草集注》等，著作丰富而知识涉及面极为广泛。又如葛洪，晋书本传言其“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展现了魏晋士人综合的知识修养，博学是六朝文人的一种知识构成形态。

同时，魏晋士人展现出史、地、文结合的一种文藻修养。如吴均是“吴均体”山水文创始者，同时撰有全国地理总志《十二州记》；杜预有儒学作品《春秋左传注》，同时撰有地理专著《汝南记》；陆机写有文论专著《文赋》，同时也撰有《关中记》。而谢灵运领衔《晋书》撰写，而文有《游名山志》，赋有《山居赋》，诗则为山水诗之鼻祖。史学家谯周也撰有地记，而以地理学家知名的如裴秀、顾野王，同时进行关于地理题材的诗文赋创作。王韶之撰有史著《晋安帝阳秋》，同时写有《南康记》《始兴记》。《陈书·顾野王传》：“年十二随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记》二篇。”可见，地记在体例和学科知识性质上受到史、地、文的三重影响。活跃在当时的人物如顾野王、雷次宗、谢灵运、王羲之、释慧远、张野、刘澄之、宗炳，几乎都参与了地学知识、佛学知识、文学赏会各种学术活动。而魏晋时期的史书对人物的评价，多用才藻、才学论。魏晋文人关注各种细致的知识本身，而将其汇录成书，不再像汉代的杂家能将其进行思想上的综合，即“材少而多学”。这实际上反映了魏晋时期，各种知识要素的独立，以及知识形态从杂家到杂学的转变。

同时，地学著作者往往有丰富的字书修养。如郭璞有关小学部分的著作有《尔雅注》五卷、《尔雅音义》一卷、《尔雅图》十卷、《尔雅图赞》二卷、《方言注》十三卷、《三苍注》三卷、《穆天子传注》六卷、《山海经图赞》二卷、《山海经注》二十三卷、《山海经音》二卷，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地理著作《水经注》三卷。葛洪著有《字苑》，谢灵运撰有《要字苑》一卷，顾野王本传言其“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在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的时期，一统思想的无力，却换来士人对知识本身的兴趣。自汉而至魏晋的转变，士人的知识修养经过了从思想观念建构到知识关注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