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记：唐代地理记载的文体研究

山水记，是直接以山水为描写对象的文体形式。从六朝山川记到唐代的山水记，其联系和转变为：第一，六朝山川记中山水知识架构的储备是唐代山水记得以产生的内在原因和直接原因。第二，唐代士人掌握了山水认知的知识要素，以篇章形式的记来作为自己认知地理的一种文体。其所运用的语言体系和描写方法是建立在魏晋山川记的认知体系之上的。

唐朝的山水记，大率作于地方官员之手。如李季贞：“余因守此藩，行县至……”^[82]而后有作《石门山记》。又如颜真卿于大历三年，做抚州刺史，“大历三年，真卿刺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故作《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谢灵运曾以条录方式做《游名山志》记浙江诸山，而唐元晦作《叠彩山记》《四望山记》，两山相连，也以游踪为转换。柳宗元先到石渠而后至石涧，作《石渠记》《石涧记》。由六朝山川记而唐代山水记体的发展，“记”依然是士人进行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

唐朝的山水记是文人展开广泛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依据《全唐文》中所存留的山水记作品，除青城山为道教名胜外，其他所记山川在唐前不曾有所描述。有些未曾载于图经、地志，有些虽有记载而语焉不详。虽偏僻之地，因文人掌握知识要素后，遂能以记体传天下之地理。苏师道的《司空山记》中云“湖南攸邑，为地最僻”，遂为之作记曰“有司空山，去县四十五里”^[83]云云。韦宗卿《隐山六峒记》：“石不能言，人未称焉。……且谥为隐，若夫地因人传，山自人显。”^[84]还有吴武陵的《新开隐山记》：“夫兹山之始，与天地并，而无能知者”，遂“伐棘导泉，目山曰‘隐山’，泉曰‘蒙泉’，溪曰‘蒙溪’，潭曰‘金龟’，洞曰‘北牖’，曰‘朝阳’……嘉莲生曰嘉莲，白雀来曰白雀，石渠寒深，若蟠蛟蜃，特曰‘蛟渠’。或取其方，或因其端，几焯乎一图牒也”^[85]。图经、图记之文体功能在于存一地之物象，而作者能为无名山之洞、泉、溪、潭命名而记之，此山之所有，则因记文而得以彰显。

唐人对于山水，极力搜访，展开广泛而具体的认知。描写山洞、石室者有李渤的《南溪白龙洞》、韦宗卿的《隐山六洞记》；描写新开石室者，有郑叔齐的《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莫休符的《栖霞洞》；描写石渠、石涧者，如柳宗元的《石渠记》《石涧记》；描写仙坛者，有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描写山谷者有穆员的《新安谷记》；描写陵墓者有乔潭的《女娲陵记》；描写山上之亭者，有唐冯宿的《东峰亭记》、白居易的《白州五亭记》、李直方的《白亭记》；等等。

这些文章虽以篇章形式存在，但记录简短，行文宗旨在于存录物象，并不涵容主观情感。杜光庭的《鱼龙洞记》：“歧府西，陇州路七十里余，有鱼龙洞，中有石，或大或小，随水流出。破而看之，水中皆有鱼龙形，人过洞前，并不敢语，语者便闻风雷之声，立致惊惧奔走，但诸人不闻耳。”

至其行文，则是综合六朝山记中所建立的知识要素进行描写。如徐灵府的《天台山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牛斗之分，以其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名天台。”此言山体。“天台山在会稽郡五县界中，去人境不远，路经瀑布，次经犹溪，至于浙山。犹溪在唐兴县东二十里发源，自花顶从凤凰山东南流，合县大溪，入于临海郡溪江也。”此言山、水、县之界分。依次介绍山上各种物象，“洞门在乐安县界，即十六洞天第六洞也，即茆司命所治也。群峰峥嵘，碧障合沓，磨霄凌汉，日蒸云起……”。又以景物带起曾经的人文之迹，“昔禇先生修道之所也”。或以诗文进行考证，“天台观在唐兴县北十八里，桐柏山西南瀑布岩下。旧《图经》云：吴主孙权为葛仙公所创，最居形胜，北沿王真君坛，东北连丹霞洞，西北抛翠屏岩。故孙兴公《天台山赋》云：‘搏壁立之翠屏’即此岩也”。这些行文，如拆为条目，则为魏晋时期的山川记。

在文人山川记繁盛的同时，国家层面记载山川内容的图经、方志亦存，但是对于一地之山川物象多仅存物名，记载过为简单。士人则常参看图、志而有进一步的记录。独孤及《慧山寺新泉记》：“山下是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隐客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86]唐元晦的《叠彩山记》：“按图经，山以石文横布，彩翠相间，若叠叠然，故以为名。东至二里许，枕压桂水……”^[87]文人依志按图所进行的记，更在于山川之形态^[88]。

同时，唐宋文人也图画山脉，为山川作图记。如元结《九疑山图记》：“图画九峰，略载山谷。传于好事，以旌异之。如山中之往迹，峰洞之名称，为人所传说者，并随方题记，庶几者易知。”^[89]唐戴科的《玲珑岩记》：“始兴令谢君成贤来款曲，居数日，遍搜岩之奇，复按邑志证之，盖有志所未及载者，谢君属为记。”按照县志对验其地之景，大多都有记载，没有记载的，谢君嘱咐记下来。又言自己为此岩作记的原因：“科不敏，窃以张曲江公产此地，凿山通道，古今人颂之，而于此岩未尝为之表。”唐代士人在创作记体时，有非常清晰的补志之意。

唐人山水记，逐渐成为地方官员私人进行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它在文体形式上一方面承继六朝山川记中“某县有某山”的形式，另一方面以自我游览的方式，扩大地学知识见闻，具体记载各种地理物象。唐代王化清《游石室新记》：“高要郡北十五里有石室，诡怪万状，崆峒其中，发挥灵踪，盘薄厚地，皆神仙之窟宅，为区奥之胜概。或有巨石，皆似蹲兽反顾。叠化仰空，的砾琼脂，色如截肪矣，旁引危窍……西通于上武林，东抵于零羊峡。”最后交代此次之游，为“博陵崔公，领僚属及将吏，游于兹室，探讨奇迹……化清时官守司马，得倍盛游，辄叙鄙词，纪于前事”。虽有游，然并未有“游兴”和“情意”，而主要以游作为行程转折对于一山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唐朝记体的兴盛，实为对山川知识的拓展和具体化。

唐人的山川记，虽为私人所作，其目的依然在于能补公共认知，遂将记文随物刻于碑石之上，或题诸岩侧，以使后之登览者，了解一山之知识。窦公衡令僮仆亲量瀑布之准度，作《石门山瀑布记》：“命僮携絙准度：自上潭直泻至天壁三百五十尺，自天壁飞洒至下潭四百五十尺，凡八百尺。庶登览者不昧于高深，迟想者每凭于文字，题诸岩侧，永寤区中云。”^[90]独孤及为慧山作志，“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91]，李季贞《石门山记》“聊勒石纪事，以贻诸来者”^[92]，在于借石以传文，保存关于一山之知识。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姚鼐所言“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的内涵，纠正将记体文和碑文混淆的认知。

因其刻碑，在语言上多以骈文为主，骈散相间。如苏师道作《司空山记》，先征引梁任彦昇的《述异记》交代山之得名，再交代自己刺史潭州，因遇干旱而得造此山。

时有道士钟仙芝从山下见迎，遂与同游。乃询灵迹，得其实，令左右以笔记之，以闻于田曹顾公，喜闻胜事，命予为记。予不敢让，谨按此事而记曰：(www.xing528.com)

湖南攸宜，为地最僻。有司空山，去县四十五里。当南岳之东隅，连云阳之福地，振潇湘之胜境，作郡邑之崇丘。东西广一百二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高十千六百丈。下有温水源，故名温泉山焉，亦名紫麟峨眉山。及司空隐此得道，遂名司空山焉。中有大观一所，昔唐天宝七年，主上因搜郡国图籍，以司空全家轻举之异，五月十三日敕下，建造祠宇，标额为朱阳观，盖取南岳朱阳洞当此之南故也。……殿砌之前，有古坛三级，方广数丈，故老相传云，司空朝斗之坛也。……东南隅有秀峰十三，耸翠卓立，其峰有画屏、青牛、大莲花、小莲花、紫盖、瑞云……坛之西二里有真武冈，……凡所祈祷，无不感应。司空宅在山之西，去观一十里……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北一里有惠光寺，前有洗药池，池水冬温夏凉，异香袭人，掬饮可以愈病。又十里有菩提寺，寺前有池，方广二十丈，其水亦如药池，岁旱不涸。传云：司空昔常于此水沐浴……又去三十五里，有隐真崖，是司空炼药时栖止之地，故崖之左右平石之上有石臼，仅二尺许，……傍有石池，方广一丈，水清如鉴，中有荷生，芳华甚异，每花开五色相间。……今道士钟仙芝，年过九十，而颜貌益少，领徒数十，增修妙行……师道幸承余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时则十四年冬十月也。^[93]

观其行文，在于对一山之认知，存一山之所有，均本于六朝山志的认知结构。唐代的山水记，是“山经地志”式描述山川所在、物产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延展，这类创作并非偶然现象，在唐朝以“某山记”为题的作品以及涉及山洞、石室、石渠、山谷等描写的作品，有颜真卿、达奚珣、苏师道、元结、独孤及、窦公衡、于劭、陆羽、李勉、梁肃、李逊、柳宗元、欧阳詹、窦群、李季贞、陆庶、韦宗卿、李渤、吴武陵、元晦、穆员、孙樵、杜光庭、贾耽、康仲熊、张西岳、李讷、藏诸、徐灵符、王化清等人的作品，说明唐人对于地理观察开始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形成了对于一地之山水名物的零星而具体的知识。

又《慧山寺新泉记》^[94]：

寺居吴西神山之足，山小多泉，其高可凭而上。山下灵池异花，载在方志。山上有真僧隐居遗事故迹，而披胜录异者贱近不书。无锡令敬澄，字深源，为政之余，考古案图，葺而筑之，乃饰乃圬。有客竟陵陆羽，多识名山大川之名，与此峰白云相与为宾主，乃稽厥创始之所以而志之，谈者然后知此山之方广胜掩他境。其泉伏涌潜泄，……深源因地势以顺水性，始双垦袤丈之沼，疏为悬流，使瀑布下钟。甘溜湍激……濯其源，饮其泉，能使贪者让，躁者静，静者勤道，道者坚固，境净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发于自然，非夫人疏之凿之之功，则水之时用不广。亦犹无锡之政烦民贫，深源导之，则千室襦袴。仁智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动若响答，其揆一也。予饮其泉而悦之，乃志美于石。

其中多记人工经略之始终。关于水利工程如水门、石桥等，在唐代记文类中也是主要的题材。

在这些山水记体文中，于山水描写，刻肖其物，亦不减于柳氏。如《石门山瀑布记》：“观其惊喷垂逶，匮湤淋漓，明灭芬敷，空濛霭昧”^[95]，《石门山记》：“观乎杰出氛霭，势凌霄汉，峭断穹壁，呀开石门。……瀑布千尺，奔厓照日，望为晴虹。触石乘风，散为绝境……层峦蓄翠，风木含韵”^[96]，《龙多山记》：“因山带川，青萦碧联，莽苍际云，杳杳不分。月上于天，日薄于泉，魄朗轮魂……千状万态，倏然收霁”^[97]。明清文论家常以柳宗元的游记为最高代表，并将记体的这种写实倾向推溯到早期经典文献如《考工记》中，而这种物理写实的描写，在当时的山水记体文中已是常见的笔法。

而后，渐有作品，在山水记载中，因其意、因其形、因其名而有情感的描写。如陆庶的《烂柯山碑记》：“观夫巨石横空，矫如惊龙……南走群峰，北控遐陆，不远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权舆之初，俾宅真仙，而幽赞人民，脱笼槛于兹地……则樵夫之遇二仙，其所以示化欤？……庶牧于是邦，迨兹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机虑如洗……天地之万类，吾生之忧乐，将不介于胸中矣。心境相传，不知吾之遇灵境欤？灵境之遇吾欤？”^[98]

唐代山水记创作，在描写形胜之外，开始生发情感，依然刻之于石。古文运动的前导元结的《右溪记》：

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之上，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已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前半部分描述位置、源流、形状，而后半部分则是自我和形胜间的交流，其文体和其中情感与后来柳宗元的记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