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发展一脉中，魏晋山川记中所建立的知识要素，开始流变为文学中的单篇地学山水记。个人地学山水记文类的生成与变革，主要有两种重要的因素：第一，专题记体中奠定的认知要素，形成了地学山水记文类的主要记述内容。形成记这一文类的核心特征。第二，人与山水关系的确立。以前，学界仅仅从游踪这一个角度来考察，其实，魏晋时人主要有观、行、游、居四种行为特征，这四种主观行为，更新了山水新的认知角度，并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文体特征。
（1）观：单篇地学山水记体
单独的地学山川记的“游”是一种“观”与“游目”，而非“游踪”。地学山水记中这种“观”望视角的根本在于对地理空间分布的把握。演变为单篇记文类时，还是以“游观”的形式来记述。所谓游观“不是抬头望见一眼那种看，而是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广的那种看。所以《释名》：“观，观也，于上观望也。……”《说文》：“台、观，四方而高者也。……”称高楼为观，正因为它便于远眺广览，所以才称之为观[75]。它是一种全知视角。其中“观”这种行为，在独立的山川记中，已经成熟。如《宜都山川记》：“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76]《勾将山记》：“登勾将山，南望见宜都江陵，近在目前。沮潭沔汉诸山，嵎嵎时见。远眺云梦之泽，皛然于天际。四顾总视众山数千仞者，森然罗列于足下。千仞以还者，崔巍如丘浪势焉。今在上洛县西北。”[77]游观特色是地理对象的空间分布特征，也是空间认知的一种方式和结果。
继承这种“游观”来记述山水的，目前见到最早的是慧远的《庐山略记》，文本共四段。第一段，写山与郡县的地理位置。此一段如单独成文，完全同于地记的话语表达。第二段，先写其山形、山势与风云雨气的变化。第三段，记述庐山其地的历史和人文遗迹。第四段，写一山之物，“略举其异以记之”。从知识流脉言，慧远的《庐山略记》，它的观照角度、记述方法一同于州郡地记，是将六朝认知山川的诸多知识要素融为一体，从条录走向篇章，展示了对山川在认知话语上的文学实践。这一表现背后是山水认知架构和知识修养的普及。
从知识流脉言，《四库全书》本慧远的《庐山略记》，是将认知山川的诸多知识要素融为一体，从片段走向了篇章，展示了对山川在认知话语上的文学实践。其中虽有风景的描写，也止步于云雨本身，是以客观的态度对于一山进行描写，它的认知结构来自地记所奠定的地理知识。
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山三十余里，左挟彭泽，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西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彭泽西入江。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以所滨为彭蠡。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裕受道于仙人，共游此山，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因以名山焉。
第一段，写山的地理位置、山之得名。这是认知一山的基本要素。此一段如单独成文，一同于地记的话语表达。
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湖之所带，高崖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奇声骇人，此其变化不可测者矣。
首先写其山形、山势，其次言风、气、云、雨、声，在于自然之本身。它的观照角度一同于地记的认知架构。
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迹之所罕经也。昔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三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陟天庭焉。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巘，上有悬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神验，绝于俗医。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间，蔚然成林。计奉在民间近二百年，容状常如三十时，俄而升仙，遂绝迹于杏林。其北岭西崖之间，常有悬流遥注，激势相趣。百余仞中，云气映天，望之若山在霄雾焉。其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
此段讲述庐山其地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记述方法一同于地记。
七岭同会于东，共成峰崿，其崖穷绝，莫有升之者，有野夫见人著沙门服，凌云直上，既至则迴身踞其鞍，良久乃与云气俱灭，此似得道者。当时能文之士，咸为之异。又所止多奇，触象有异。北背重阜，前带双流，所背之山，左有龙形，而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暖与寒暑相变，盈减经水旱而不异。寻其源，仍出于龙首也。南对高岑，上有奇木，独绝于林表数十丈。其下似一层浮图，白鹤之所翔，玄云之所入也。东南有香炉山，孤峰秀起，游气笼其上，则氛氲若香烟。白云映其外，则炳然与众山殊别。天将雨，其下水气涌起，如马车盖，此即龙井之所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鸟之所蛰。西有石门，其前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观，焉可得声名哉，略举其异而已耳。
这一段落中虽讲述此山中的佛教之事和佛教物象，却并不以佛意观山川，而是根据地记的文体特征，写一地之事、一地之物。《庐山略记》本为针对一山所做的客观描写。(www.xing528.com)
《庐山略记》的文体意义在于，它所关注的知识要素和语言表现手法，均本于山川记，而能将“山川记”中观照一山知识角度进行综合，由片段而走向篇章。魏晋时，这样的文章应该还有很多，只是大多淹没无闻，存录佚文的如顾恺之《天台山记》：“天台山去天不远，路经楢溪，溪水清冷，前有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冥之涧。惟忘其身，然后能跻。跻者梯岩壁，援萝葛之茎，度得平路，见天台上蔚然绮秀，列双岭于青霄之上，有琼台、玉阙、天堂、碧林、醴泉，仙物毕具。晋隐士白道猷得过之，获醴泉紫芝灵药。”[78]也是以篇章的形式对于山川的认知描绘。这是记体的重大转折，这种篇章形式的“记”正是后来唐代山水记的发轫[79]。
“东晋以后，单篇山水记创作连绵不绝。如宗测《衡山记》、竺法真《罗浮山记》、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陶弘景《寻山志》、刘荟《邹山记》、佚名《泰山记》、佚名《武当山记》等”[80]。这一观点的产生，在于将独立的山川著作看成是单篇的山水记。如果将著作称为“山水记体”，文章称为“山水记文类”的话，目前存录佚文的如前文所引顾恺之《天台山记》，是以篇章的形式对于山川的认知描绘。在魏晋时，这样的单篇记文已经成形，但是在形式上多以刻碑的形式存在。文献中能够确定的《庐山略记》是后来山水记而不是山水游记的开端。
（2）行：《游庐山记》
四库全书存录《庐山略记》之后，紧接着是《游庐山记并诗》[81]，同是慧远所写，文体区别意识已经比较明显。《游庐山记》文体价值在于：第一，以游踪步数的变化来存录物象，不再只是骋目游观。出现了“践、登涉、出、过、力进”等词，这样，由全知的视角存录一山物象，转变为个人行踪所能见闻到的物象记述。因此，它不同于山志中以条目的形式保留一山的知识要素，而是主体意识下自我的山水游志。第二，“每因暇时，追述所经”，依然在于记载地理。行、游在于扩展见闻，就其语言体式而言，多用“有”字来记述。在记述内容上不枝不蔓，因行踪的转化，而用一两句对物象进行记述。闻有物象，必以“践之”为幸。唐代的地学山水记结尾，往往有“归而记之”等套语。第三，在主观情感的抒发上，“每因暇时，追述所经，觉情无定位，以所遇为通塞”。文章写山水所引起的感觉、感慨而非抒情。“四瞻辽朗，寓目长怀，用兹畅而悟曰：小大之相出，量不可穷，高下之相倾，岂孤显于气象也哉。”没有像文学性山水游记一样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主要写了山水的气势变化对人感觉上的触动。第四，对一山的认知更为详细。孤松、弱条、峭径、盘石，展开对于一山的具体而微的记述，这比州郡地记和独立山川记中的物象更为细致。这一文献，学界留意较少，录于下：
此二十三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始入林，渡双阙，谓则践其基，登涉十余里，乃林表。回步少许，便得重崿。东望香炉，秀绝众形。北眺九江，目流神览。过此转觉道隘而狭，力进复数百步，方造颓岭。积石连阜，霜崿相乘。及鉴斯观，三倍于前矣。然后攀弱条，涉峭径，足怠体疲，仅达孤松。其下有盘石，可坐十人。四瞻辽朗，寓目长怀，用兹畅而悟曰：“小大之相出，量不可穷，高下之相倾，岂孤显于气象也哉。”
于时日将禺而未中，讯诸行人，去松林尚有三四五里。既至，乃傍林际，憩龟岭，视四岭之内，犹观掌焉。未至松林，又有石泉悬溜，其下翛然，使人目眩。斯瀑布之源，三流之始。水霪天池，已备叙于别记。其上有双石临虚，若将坠而未落，傍有盘屋迂回，壁立千仞，翠林被崖，万籁齐响，遗音在岫，若绝而有闻。请寻所由，似境穷其邃，器深其量故也。传闻有石井、方湖，是所未践，乍睹之者，疑为神渊。中有赤鳞涌出，状若龙鱼，野人不能取，直叹其奇而已耳。
每因暇时，追述所经，觉情无定位，以所遇为通塞。或抚常事而牵于近，感至言而达远。更以俯圆池之内，思不出局，乘高眺物，乃发深怀。嗟咏不足，聊复寄以兴云。
《游庐山记》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地学山水游记。唐时，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之外的《游黄溪记》，就是这一文体的延续。另外，还有李逊的《游妙喜寺记》、达奚珣的《游济渎记》、窦群的《重游惠山寺记》等，均以游踪带起地学描述，是地学山水游记。
（3）游与居：魏晋的地学山水游志
晋时，“记”作为知识保存的文体功能和形式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虽以游、居为线索，但是内容和文体表达皆为地志的认知体系。山水游居，目的不在于游赏，而是借此博古、证闻、广其阅历，对新世界进行探索。代表作是王羲之的《游四郡志》和谢灵运的《游名山志》，游的内涵为“游历”。依然以专著的形式呈现，以条录的方式结撰，并没有形成单篇的记文类。
谢灵运的《游名山志》和王羲之的《游四郡志》，“观”与“行”的两种视角并存。一方面，是以地理空间方位保留了山川记中的“游观”视野，如写枫林岭、石潭溪、桂林岭，是一种全知视角，“近山之远，远山之近，有若罗縠，映于岩间，俯观木末，仰视星罗”（隋杜公瞻《编珠》卷一）是一种纵目骋望。另一方面，是以自己行多少步有何物象来记述，以绵密的实地自然空间为视角，“从临江楼步路，南上二里余，左望湖中，右傍长江也”。“始宁，又北转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园南门楼，自南楼百许步对衡山”，并且是在自己的庄园一个私人范围内的游居。它和行政文献彻底脱离，完全成为一种私人撰著。《宋书·谢灵运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谢灵运的游览，虽有“托兴”之意，观其文体，一本于地记的客观认知下的存在性描写，使士人对于一山之本身形态有了更为细致的观察和记述。
游山记的另一种形式，北齐摩崖石刻存有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入境叹曰：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昔同至者，今尽零落，唯吾一人，重得来耳。于是凄感，殆不自胜。因南眺诸岭，指云峰山曰：‘此山是先君所名，其中大有旧迹。’未几，遂率僚佐，同往游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言泪下。次至两处石诗之所，对之号仰，弥深弥恸，哀缠左右，悲感傍人，虽曾闵之诚，讵能过也。”其中之记，记录自己登山的始末过程，如果说地学山水记，是为存“物之本末”，而这类记文，在于陈述“事之始终”。是对游、重登这种行为的记录，并且将其录在山崖石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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