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一词的运用,在早期地记创作中,有《永初山川古今记》《司州古今山川记》等,这里“山川”代指“地理”,唐韦宗卿言“天作南北,星斗辨之,地分方夏,山川间之。”[55]意为上天分为南北,以星斗来辨认;华夏大地分方,以山川来划分。古今山川记则为古今地理记也。然而,在州郡地记的创作中,山川作为主要的地理物象在地记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会稽记》:“会稽境特多名山,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写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56]魏晋开始出现偏重记载山水的作品,如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罗含的《湘中山水记》,其中关于山水本身的形态描述逐渐细致化,这就标志着山川记开始具备自己的认知领域和独特的文体特征。
对山水认知在文献中的重大变化表现在,专题的山川记开始大量出现。主要有:张野、周景式、王彪之、惠远的《庐山记》,袁宏的《罗浮山记》,徐灵期的《南岳记》《太山记》《邹山记》,葛洪的《幕阜山记》,王恂的《虎丘记》,卢元期的《嵩山记》,宗测的《衡山记》,王彪之的《庐山记》,袁山松的《句将山记》,贺循的《石箕山记》,卢元明的《嵩高山记》,周景式的《羊头山记》,殷武的《名山记》,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释慧远的《庐山略记》,宋居士的《衡山记》,佚名的《三晋山险记》,虞翻的《川渎记》,谢灵运的《水经》,庾仲容的《江记》,庾仲雍的《汉水记》,释道安的《四海百川水源记》,等等。
魏晋山川记这一文体的形成,是从地记中分衍而来,脱离了和郡县的关系,开始对一地之山川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描述,如晋潘岳在《关中记》中曾描绘有:“嵩高山,石室十余孔,有石床、池水、食饮之具。道士多游之,可以避世。”[57]至于北朝魏卢元明有《嵩高山记》,则非常具体地描写石床、石室。“嵩高山下,岩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经画,自然饮食。”“嵩高山上有石室,前有石柱,柱上有石脂滴下,人服一合得仙。”“嵩山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而杏不尽。”[58]这和州郡地记中对山水的描写相比,专题山川记对于一山的描写,更为具体、局部,并出现了描写性话语。(www.xing528.com)
大量山川记的创作和文体的定型,标志着山川记本身开始拥有自己的表现范围和文体特征,或者言其为雏形阶段的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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