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对于山水记的溯源和研究，犹如地理学界对于方志的溯源和研究一样，极为混乱。有将山水记等同于山水游记者，从而忽略了唐代大量山水记的存在。也有将山水游记的源头，追溯到序、赞、书信中，则凡是有关山水描写的文字，则均可视为源头。在具体内容的研究上，则主要研究其中的审美意识和文学要素与唐宋山水游记的关系。
研究山水记中审美意识的文章，常征引的如：“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峡中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1]这些语句本为山水记中局部的文字表述，而对于山水记本身的文体，关注者甚少。
对于《宜都山川记》和《湘中山水记》的考察，在常所引用的文学性语句之外，更应注意其地理书的本质，如《宜都山川记》：“郡城，即陆抗攻步阐，拒晋于此垒。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渡流头滩十里，便得宜昌县。”《湘中山水记》：“有营水、有洮水、有灌水，有祁水，有宜水，有舂水，有烝水，有耒水，有米水，有渌水，有连水，有浏水，有沩水，有汩水，有资水，皆注湘。”“楂渚对岸古城，孙权遣程普所立。”[2]《宜都山川记》《湘中山水记》，是描述一郡范围内的山水。因此这里的山水，还有山脉、河流的影子，写一郡所有水流名称，以及山水流脉和郡县的关系。
从山水记著作和佚文的收录来看，在历代的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中，只是偶有收录几部山水记，《四库全书》“地理类”所载山志也只有七项。今人的辑佚之作，如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中只录有《宜都山川记》，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其意并不在于收录山水记。这些情况都导致学界在运用山水记论证魏晋山水意识时文献资料征引的极端不足和认识上的偏差，同时也造成山水记本身文体生成与发展脉络的不清晰。(www.xing528.com)
山水记之著作存目与佚文，存于私家书目、正史艺文或经籍志补注、类书这三种文献资料中。私家书目者，有《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正史补注者，如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吴士鉴、黄逢元五家的《补晋书艺文志》以及《宋史艺文志补》《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等。其中对地理书各有存录范围，并详写了山水记曾被哪些类书征引。类书者，如《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北堂书钞》《初学记》等文献。
在地理学界，尚无专门整理山志脉络者，明清之后的山川志和魏晋的山水记的关系如何，这两者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知识流脉和文献体系，这些问题并没有集中的研究，比较相关的文献如《明清浙江山志述论》，其中追溯山志起源：“早在东晋时期，有关浙江山林名胜的记载已经有很多。著名的有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郭璞的《会稽山赞》……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广泛传播及文人涉足山林的活动日益增加，浙江山志得到更大的发展，著名的有陆羽的《顾渚山记》《武林山记》……这一时期，山志从名称上看，大部分都以‘记’命名，由此，自六朝的记、赋、铭、赞、序等多样化的命名方式，发展到隋唐以‘记’命名的一致化。山志作为志书的一类已开始向定型的山志过渡。”这种追述，忽略了魏晋时期大量以记命名的山记，魏晋山记在知识结构和语言表达上已经和唐宋时的山志非常相似，可见关于“山水记”这一文体还有待进一步廓清和整理研究。
山水记是山水认知下的一种文体形态。山水记文体的成熟，在知识的储备上，首先取决于对山水认知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魏晋至于唐代，对于山水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六朝地记中最早关注山水的自然地理形态，山、水在整体的地理认知中，作为“山川、河流”的内涵进行认知和描述；第二，东晋开始出现独立的山川记，摆脱了整体地理认知对记述的限制，形成了自己的文体特征；第三，唐代开始出现山水记文类。自魏晋而至唐代，时人对于山水认知经历了以上三层内涵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记述、记体、记文类的转变，本节对“山水记”的研究，依然从知识与文体互构的角度，考察关于山水认知的文体演变与文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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