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记在发挥地理认知的功能之外，首次将人文附属于地理，扩充了“记述”这种手法的表达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言，地记的价值，不在于释物，而在于存古。这种特征表现在当时地理书的命名上，如《永初山川古今记》《司州山川古今记》，所言之古今，主要是指此地所发生的古今人物历史之变化，而非地貌的变化。如宋山谦之的《丹阳记》：“江宁县南二十五里有列州，晋简文帝为相时，会桓温处也”，“秣陵县南有岩山。山西有石室，山东大道左有方石，长一丈。刻勒铭题，赞吴功德，孙皓所建也。宋孝武帝改曰龙山，明帝泰始中，建平王休佑从上于岩山射雉。日欲暮，上遣左右寿寂之等，逼休佑令坠马，因共殴杀之”[30]。均是写一地所发生过的古今史事。
六朝地记，记录历史人物在不同地方所留下的痕迹，使历史人物在正史记载之外，有了更为丰富的史料背景。盛弘之的《荆州记》：“竹山县有白马塞，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哉！”[31]晋宋间任预的《益州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昔经灾火，蜀郡太守高眹，修复缮立。”[32]宋郑辑之《永嘉记》：“昔王右军游恶溪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今犹有墨迹焉。”[33]宋山谦之的《吴兴记》：“市亭山，王逸少莅郡，尝欲于此山立宅，以其面溪背山也”，“（由拳山）晋隐士郭文，字文举，初从陆浑山来居之。王敦作乱，因逸归入此山”[34]，等等，均是将人物附属于地理，而描述的重点却在人文事迹。
这种倾向使部分地记中的人物描写，开始摆脱对地理的附属，出现单独的人物记述，即《困学纪闻》所谓的“饰州邦而叙人物”[35]。如张莹的《汉南记》，其中有地理之记如“蜀有阳平、江关、白水，北为三关”佚文一条，其他均为人物之记，如写“北海靖王兴，性敦笃仁厚。长有明略，少为光武所抚育，恩爱如子”，“陈蕃等欲除黄门，谋泄，寺之党于宫中诈称惊，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宫，小黄门朱寓逆以戟刺蕃”[36]，这是地记在其本身发展中新兴的文体内容。又如南朝梁鲍至的《南雍州记》，在地理记载之外，同时也有两条记载人物的佚文，且均为写烈女。“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37]南朝王孚的《安城记》：“县有孝子符表，以孝闻天下。年十六……”“平都区宝者，后汉人。居父丧……孝慈之志，通于神明，由是知名”[38]。这种在地记中写人物的著作，还有晋荀绰《冀州记》《兖州记》，从佚文看，均为专门记人之记，并未附属于具体的地理物象。其他如晋张莹的《汉南记》、南朝梁鲍至的《雍州记》、南朝王孚的《安成记》、北周薛寘的《西京记》、吴韦昭的《三吴郡国志》等作品，其中既有地理物象的记载，也有人物的记载。后来西晋挚虞所作的全国地方志《畿服经》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也有“乡贤旧好”的条目，可见，这种文体内容已经被固定为地记以及后来地方志记述的重要内容之一。
魏晋地记中所涉及的当时人物有曹仁、谢安、王右军、桓温、晋简文帝、张廌、新城太守孟达、魏征南军、河南尹彦辅、杜元凯、孙雄等，这些人物与地记作者的时代非常接近。一地之中，凡人迹所到之处，在各州郡地记中均因物而有所记载。这种特殊视野下的人物描写，使我们可以从地理的角度保留各种人文事迹。如晋荀绰的《冀州记》：“满奋，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宠之孙也。性情平，有识，自吏部郎，出为冀州刺史”，“裴頠弘济有识，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历侍中、尚书左仆射，为赵王伦所害”[39]。其文体形式，受地记体例的影响，以条目形式为纲，每一条目写一个人物，且描写字数较少。地记中的人物选材，多取有教化意义的题材，这与“耆旧传”一类文献的选材观念是一样的。
地记和人文的紧密联系，反过来影响了地记的文体功能。新的地理物象的记述，往往反映当时社会观念和风俗的新变。《会稽记》中写一山之人文活动时，便多有写时人对于山的赏爱之情和在山中建立别墅的新现象，而在其他地记作品中并无此项人文活动，这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山水的观照从认知转而为审美这一观念的演变。《宋书》孔灵符本传言：“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为有司所纠，诏原之，而灵符答对不实，坐以免官。”[40]而在孔灵符所作的《会稽记》中，便以地记特有的文体内容反映了这种山水内涵的新认知。“（罗壁）山有虞国墅，襟带山溪，表里畴苑。洛阳来人云：‘岩囿天势，具体金谷’，郗太宰遍游诸境，栖情此地，每至良辰，携子弟游憩。后以司空临郡，遂卜居之。”[41]写在会稽郡中各山上之别墅。地理物象变化的描述传达出一种新的人文信息。(www.xing528.com)
六朝地记，开始记载大量的人文营建之物，包括墓、碑、寺、楼、亭、精舍。山川河流千古不变，而人文营建日增。宋王韶之的《始兴记》：“灵山，台殿宏丽，面像巧妙，岭南佛寺，以此为最。”[42]是为记新兴佛寺之建设。又如南朝宋孔灵符的《会稽记》：“晋司空何元忌临郡，起亭山椒，极望岩阜，基地犹存，因号亭山。”[43]是为对人文营造之山亭的记述。其他如近代人物的墓碑、生前所立亭、学堂、住宅等都有记载。南朝宋山谦之的《丹阳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44]是地记中首次所见的对市场这一人文建筑的记载。
另外，融合宗教信仰与一地风俗亦是地记的主要文体特征。这种描写有两种体式：第一，山水得名，多源于神话传说或历史典故或宗教信仰。如盛弘之的《荆州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为名”，“雁塞，北接梁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雁飞翥，至此即回翼。唯一处稍下，每雁飞达，则矫翮裁度，下处而过，故名雁塞。”[45]第二，一地所发生的神话传说。如《荆州记》：“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曰：‘洲不满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为两，以克百数。僭号旬时，身屠宗灭，及其倾覆，洲亦消毁。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元凶之祸，此洲还没。”[46]这些传说即是人在山水之间所留下的痕迹。有时地记中所描述的神话，其篇幅和文采可媲美于一篇神话传说。萧子开的《建安记》：“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仲山尝山行，遇暴雨，若风雷，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见一舍宅……”[47]其篇幅之长，情节之细，人物语言之详，足见作者对于一地之神话传说本身的关注。荀伯子《临川记》中曾记录，麻山有枫树及数千年者，如人形，眼鼻口全而无臂脚，斫之“皆出血”[48]。元吉甫曾评价其“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而这正是地记的一种文体特征。
可见，六朝地记在对地理物象本身进行“知识性”记述之外，还记述和一地相关的人文百科，如人物、神话、历史、宗教信仰等，开创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视角，即对空间进行人文化的知识观照。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后来的《洛阳伽蓝记》继承了地记的写作体式。《洛阳伽蓝记》名为记寺庙，可是从它的内容来看，记录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洛阳寺庙的记载。书中记录有宫观、桥梁、水路，并带起了经济、政治、历史的大语境。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实际上是把它作为一部北魏王朝的别史来写的。魏晋私史与地记这两种文体体式是同时出现的文学现象。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大乱，官府控制史官的局面被打破，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忘”，魏晋时期私人记史的兴盛也促使地记在以地理负载史学的尺度上大为扩展。这种学术形态最终表现在文法结构上，《洛阳伽蓝记》采用当时地记之学的写作模式，并进一步扩充了史学上的描述，从而形成了私史与舆地学结合的记体新作。
综上所述，州郡地记的文体意义在于能因地而叙物，即地而存古。这种记体功能是魏晋人认知地理的一种角度，代表着不同于先秦的一种独立的地学知识形态。州郡地记完成了地理认知要素的累积和区域人文的整合，表征着人们对地理知识的理性认知和对地理社会性理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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