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职官身份
魏晋初期，州郡地记的作者，大多具有职官身份。其创作地记的动机，多在于熟悉郡治境况，以备行政参考。如孔灵符曾任会稽太守，作有《会稽记》。晋吴兴太守张玄之撰《吴兴山墟名》。身为益州别驾的李膺作《益州记》三卷，顾宪之在衡阳任职期间作《衡阳郡记》，荀伯子在临川内史任上作《临川记》，盛弘之在临川王侍郎任上作《荆州记》，范汪在荆州留守任上作《荆州记》……“至于崔鸿之撰《西京记》，陶季直之撰《京邦记》，薛寘之撰《西京记》，姚察之撰《建康记》，他们大多供职京师，具有优越条件”[81]。范汪都督徐、衮、青、冀四州，在身任荆州留守时，亦作《荆州记》一卷。晏谟当时任南燕慕容德的尚书郎，在任上作《齐地记》，以使慕容德掌握齐地情况。鲍至随从萧绎镇守襄阳，撰有《南雍州记》，以备萧绎所用。
仓修良认为：“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现象，只要稍加考察便可发现，有许多地记作者，大都在某地任过官职，有的实际上就在任官期间所作。因为当时社会上特重世家门阀，因此，官吏们到某地任职，必须对当地的世家大族有所了解，这样可以避免在施政过程中触犯他们的利益。”[82]然地记多写地理内容，实不相符。以官员身份写作地记，这应是继承了早期政治教化意识，如《晋书》记载周处作《阳羡风土记》，周处为义兴阳羡人。于广汉任太守时，“郡既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处敦以教义”，“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集吴书”[83]。魏晋时，地方官员更注重地理风俗的记录。
从地记作家的创作身份来看，刺史、郡守至一郡之别驾、留守、从事、侍郎、主簿，均可撰写地记。可知地记的创作并非固定的某官员的职责，因此地记创作不是如图经一样，必须完成的任务。地方官员观察地理的角度，非为备档，而为咨政。这使得地记成为一地长官或士人进行地学修养的一种锻炼方式。从其内容上看，并不涉及军事、经济、险要、关隘等重要的政治内容，以至于后来李元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言：“古今言地理者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这些特征所形成的原因，在于地记文献在其产生之初，即为非专业的国家地理行政文献。
私人撰写地记的同时，在国家层面，则主要是图和图记的制作。晋文帝既平吴蜀之后，“晋文帝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阻，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84]。开一疆便有一疆之图、图记，这种图籍文献是国家掌控一地区的主要知识凭借，强调经济地理和军事地理。当时职在地官的裴秀，“儒学洽闻，且留心政事……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85]。这是国家文献体系中主要的地理文献形态。
2.地学家身份
由于地记的创作，并非国家专属文献，创作中并不涉及政治敏感的内容，故而得以广泛传播。学习和模拟者比较多，遂出现了一人而撰写几处地记的情况，则知所写之地非为郡望，和地方势力无关，也无关对乡邦的热爱之情，当然也不会在几地参政，可见在魏晋时，已经逐渐出现了长于州郡地记写作的专门人才。
这些地记的创作者并非职在地官的，如顾野王，《陈书》本传言“以编著舆地志知名于时，随其父赴任建安，乃卜居焉”[86]，当时只有十二岁，而作《建安地记》两篇。可见，只要具备地记撰写的知识架构，虽非地方官员，亦可创作。之后顾野王又作《六朝之地记》，其内容应不止一郡一县。后又抄撰众志，作《舆地志》三十卷。今有顾恒一所辑注的《舆地志辑注》[87]。《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又作《十国都城记》。可见，在魏晋时，如《舆地志》这样全国性的地理书，也可以由私人搜集众志而成。这里的“私人”虽也具备官员身份，但并不是国家的专属地官“司空”，而是颇具地学修养的士人。又如南朝宋刘澄之一人写有几地之记，著有《永初山川古今记》，其中可考的就有《鄱阳记》《扬州记》《荆州记》《江州记》《豫州记》《广州记》《司州山川古今记》，此外还有《元康三年地记》等。南朝宋郭仲产写有《秦州记》《仇池记》《南雍州记》《荆州记》《湘州记》。又有一人写自己所在郡下不同县的县记，如山谦之写有《丹阳记》和《吴兴记》，同时又写有《南徐州记》《寻阳记》。还有雷次宗、郭仲产等，均为地记的多产作家。
从作家身份的演变来看，最初写作地记，往往是地方官员为了解其管辖之地，由本人或组织属下撰写地记，而之后所出现的一人开始撰写几处地记的现象，说明只要掌握了地记的体例，具有深厚的地学修养，私人也可以撰写各地地记。
因为私人创作的原因，地记开始接近文学。首先，同一地方，却有不同撰者，如崔鸿之《西京记》、薛寘之《西京记》，而《荆州记》在不同时期、同一时期均有多人撰写。不同学者其笔下地方色彩不同，记开始有主观性质。其次，在地方志中普遍记载的疆域、贡赋、户口，在六朝地记一概不记，这是地记主动区分地方志在文体上的表现。这也是地记开始走向一种文学而非专业地学的必然趋向。
3.文人身份
至魏晋时期，地记的创作从国家走向地方，摆脱了参政的束缚，志书作者从地方官员到地方学者都有。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学者，使六朝地记同早期由史官负责的地志性质不同。早期史官更多是从知识的角度进行记载，而作为地方官，在参政之外，又具备一种审美的情愫。
（1）地记著作的文学色彩
《宋书·羊欣传》：“太祖重之，以为新安太守，前后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其性。”[88]“宋罗原在《新安志》序中亦谓‘新安在秦汉为黟歙二县，汉末别于丹阳，以自为郡，其山川风土则见于中古矣……至梁萧几为新安太守，爱其山水，始为之记。’此乃新安太守爱其山水所作”[89]。可见，至六朝时人们对山水开始具备了一种审美的倾向。在《南史》本传中，常有写传主爱好山水一项，如喜欢游赏山水的孙诜撰有《临海记》。登临山水，终日忘归的阮籍撰有《宜阳记》《九江记》。“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90]帝大悦，即拜为东平相。”地方官员在从政之外，特具的审美倾向开始影响地记的创作。
这种主观审美动机的发展使地记开始具备更多人文要素，而忽略地域沿革、山川险要等政治地理内容。唐代的史学家，便常以史学的眼光来评价六朝地记。杜佑《通典·州郡序》：“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如诞而不经，徧记杂说，何暇遍举。”其注言：“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91]此言一些地记之纰缪，可见部分地记已经偏离了知识记录的求实性。
比较汉代辛氏《三秦记》与晋潘岳的《关中记》，可见后者更偏重于对人文的记载。
《三秦记》：“昆明池，汉武帝之习水战，中有灵昭神池。云尧时洪水讫，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钓鱼于原，纶绝而去。鱼梦于武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戏于池，见大鱼衔索。帝曰：‘岂非昨所梦乎！’取鱼去其钩而放之。”[92]
《关中记》：昆明池，汉武习水战也，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理水讫，停舟此池。盖尧时山已有沔池，汉代因而深广耳。人钓鱼，纶绝而去，梦于帝求去其钩。明日帝戏于池，见鱼衔索。帝取其钓放之。间三日复游，池滨得珠一双。帝曰：“岂非昔鱼之报也？”[93]
这种在人文上的细致夸张，已经超过了《三秦记》，而离咨政功能越来越远。李元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近，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94]颜师古为《汉书·地理志》作注时言：“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竟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互会，颇失其真。后之学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谬论，莫能寻其根本。今并不录，盖无尤焉。”[95]六朝地记本非专业的地理书，唐人对于六朝地记的摒弃，象征着对王朝地理观念的回归。
（2）文人的游赏与游览性地志
地方官员的文士身份。《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恂、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96]文人以游览、欣赏为主的山水赏会活动开始出现。魏晋人对于地理的认知开始出现审美的因素。
游赏。《晋书·谢安传》：“（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97]又《宋书·谢灵运传》：“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98]《新安记》：“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映，锦石舒文。冠军吴喜闻之而造焉，鼓枻游泛，弥旬忘反，叹曰：‘名山美石，故不虚赏，使人丧朱门之志。’”[99]游赏山水成为士人的一种生活情趣。
安居。“孔灵符于永兴立墅，周围三十三里，含带二山皆是。”[100]《南史·谢弘微传》，言其曾孙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101]。《北齐书·阳斐传》：东郡太守陆士佩，“以黎阳关河形胜，欲因山即壑，以为公家苑囿，此犹是古制之遗”[102]。荀伯子《临川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城东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山川如画。”[103]将住宅建设在山林之中，这时的赏爱不同于州郡地记兴起时考索地名的知识兴趣。
文人身份，引起地记文体的三种演变形式：第一种是游览性州郡志，即为《王羲之游四郡志》，其佚文：“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曰松门”[104]“临海南界有方城山，绝峨壁立如城”[105]。可见其文体依然采取州郡地记的形式，既然题为“游”，其中则必然有更为细致的描写，可惜佚文太少，无从考证。第二种是游览性名山志。即为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第三种是山栖志，如刘孝标的《山栖志》，后人称其“为文甚美”。《梁书·刘峻传》：“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106]记体创作开始成为文人自我的一种审美兴趣。
以游赏和居住为题的山水认知，是魏晋地理认知的一个新特色。这时的地理认知不再为参政议政，而是文人的一种认知兴趣。以谢灵运《游名山志》言，在永嘉太守任内，开始撰写《游名山志》，完成了“永嘉郡”题下“横阳诸山”“楼石上”“石宝山”“赤石山”“石帆山”等条目，归隐始宁后，完成“会稽郡”题下“石壁山”“临江楼”“南门楼”“石门山”“神子溪”等条目，后因与孟
争地，谢灵运被派去做临川内史，在临川任上，完成“临川郡”题下“华子岗”等条目。谢灵运对地志的撰写，其目的在于将大好的山川介绍给世人。山水记，虽从地记中发展而来，但它已完全摆脱了咨政的约束，对于谢灵运而言，在其中开始有部分具体的山水描写。这种游志呈现的是自己游览意识下的知识记录。
对地学知识的关照，一郡之长官可以审曲面势以为治略，士人可以为私人知识修养，尤其只对山川进行观照和写作，使地记在题材上脱离政治话语体系，成为之后山水游记的起点。
徐霞客曰：“自古名山大泽，秩祀所先，但以表望封圻，未闻品题名胜。逮典午而后，游迹始盛，六朝文士，莫不托兴登临。史册所载，若谢灵运《居名山志》《游名山志》之类，撰述日繁。”[107]记体创作开始成为文人自我的一种知识兴趣，考其文体形式，一如地记之结构，如《王羲之游四郡记》，虽具有更多模山范水之语言，但并非后世重在审美的山水游记，而是时人地理认知的一种文体。此时游记的内涵，在于“探索与记录”。
这种游览性地志，在唐宋之后依然存在，其文体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私人地学认知的一种文体，但在描写上更具文学色彩。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篇》：“地理书者，若朱赣（即朱贡）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地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108]而这种“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109]的创作倾向，正是当时文学勃兴时期的主要标志。
（3）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记
山水审美意识，改变了地记的实证存录意识。审美，不在于实录与考证，而是对山水自身的形貌特征的美学关注。地理美的感受能力和当时文人的山水审美意识相关。《世说新语·言语》记王子敬“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至于秋冬之际，尤难为怀”[110]。袁山松《宜都记》：“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111]仅为欣赏的山水审美观已经确立，在地记创作中已有端倪。
这种山水审美意识，还和魏晋时候的玄学之风有关。慧远在元兴元年，在其主持的庐山西北麓筑成东林寺结“莲社”，其中有刘遗民、雷次宗、宗炳、周续之等，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地学家，并有相关的地记著作。其中的宗炳又是当时著名的山水画家，其所写《画山水序》是最早的山水美学专论。这就使山川的内涵完全私人化、审美化。谢灵运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对山水的审美认知已经确立。稍后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以释慧远为代表的《游庐山记》，开始出现模山范水之作，东晋后期至南朝，山水诗、赋、序大量出现。
对山水的这种审美认知，是地学知识认知在内涵上的扩充和转变。这一认知的变化，在文体上表现为山水诗、山水诗序、书札之中，这种认知和后来山水游记的写作程式非常相似。刘师培将赵至的《与嵇茂齐书》、陆机的《答车茂安书》、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视为“游记之正宗”[112]。但是在魏晋时期，记、志文体并不承担这种审美认知。直到唐代的山水游记，才在自然认知的基础上融合审美和情感要素，开创了文学性山水游记的文类范式。
从具有咨政认知视野的地记，衍生出游览性的地志，进而发展为具有审美意识的山水诗赋书札，再逐步演变为唐宋时期的文学性游记，这种转化，是地理知识逐步普及、分化和延展的过程。魏晋时期地学知识不但完成了从国家到私人记录地理知识的转变，一郡之长官可以仗之以咨政，士人亦可以作为自我知识修养。总体而论，魏晋时期记体的本质特征——知识的保存和记载，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综上所述，地理知识在周代本属于国家行政层面的知识，在知识的第一次下移过程中，主要是具有学科性质的“地理学”在诸子文献中的传承，但只是昙花一现。在第二次知识下移的魏晋时期，发扬的是图经谱系的存在式描述，并形成了“地记”文体，最终成为《隋志》中的“史部地理类”中的主体。因此，中国地理知识从官方知识到私人的传承，不是“地理学”谱系，而是地理“博物”谱系，这一特性，受益的必然是文学。
【注释】
[1]仓修良.仓修良探方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3.又，王琳先生总结地记兴起的原因有：①汉末魏晋社会动荡……地方势力及地区观念增强，各地士人纷纷夸耀家乡地理、人物之美。②伴随儒学的衰微，人们的治学视野及写作兴趣日益广泛。③还与这个极为动荡的时期，人们频繁迁徙流动，形成地理大交流的局面有关。④佛教及道教文化的繁荣以及隐逸之风的盛行也推动了本时期地记在内容上的拓展。总之，魏晋南北朝地记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见王琳.中国古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81-183.
[2]［唐］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88.
[3]［汉］郑玄.周礼注疏［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71.
[4]［汉］郑玄.周礼注疏［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88.
[5]［汉］郑玄.周礼注疏［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89.
[6]［汉］郑玄.周礼注疏［M］.［唐］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89.
[7]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529.
[8]唐晓峰.人文地理随笔［M］.上海：三联书店，2005：261.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931.
[10]［南北朝］萧统.六臣注文选：卷四［M］.四部丛刊景宋本.
[11]［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M］.［明］朱谋玮，注.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
[12]刘琅.精读刘师培［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361.
[1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528.
[14]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529.
[15]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6.
[16]刘苑如.庐山慧远的两个面向——从庐山略记与游石门诗序谈起［J］.汉学研究，2005，24（1）：79.
[17]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071.
[18]［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8.
[19]［汉］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640.
[20]［汉］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1448.
[21]［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
[2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58.
[2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357.
[24]［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1.
[25]［唐］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982.
[26]［晋］袁宏.后汉纪［M］.李兴和，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253.
[27]林天蔚.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M］.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3：38-39.
[28]［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1571.
[29]［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M］.四部丛刊景明钞本：20.本书中古籍引用凡有页码者，均为使用“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古籍，为了以后查索方便，故标明页码。
[30]［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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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卷三十六［M］.［明］朱谋玮，注.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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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笺：卷三十六［M］.［明］朱谋玮，注.明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刻本：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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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二十五编［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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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毕沅集.晋太康三年地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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