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47]早期“地理”的语义内涵，即为地形地貌。圣人首先对地理之象进行了秩序的把握。《易经·系辞上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48]最初地理知识的表达首先是图画万象，地图中所绘画的内容、绘制的方法是观察和把握地理知识的一种角度，将这种角度通过一定的方法绘制下来，这是由象而图的过程，地图的产生是地理学的早期知识形态。
地图中所绘画的内容、绘制的方法即天地之象在知识体系上的呈现形态。这种知识体系表现在语言上的文体形式，是图注、图说、图经，后来发展到地记，它们观察地理的角度、所用的描述方式和语言表达非常相似，我们将之称为图经谱系。从文体形式上说，这一知识谱系经历了象—图—经—记的文体生成脉络。
图经与地记的关系，并非地记起源于图经，地记与图经是并存的两种文体，如在六朝地记盛行之时，也有《幽州图经》《冀州图经》《齐州图经》。这两者在观察地理时，所运用的视角非常相似。从知识结构上说，地记关注地理的内容和角度，类似于图经的知识体系和描述方式。图经与地记的共同之处具体如下：
第一，存其名称。地记一如图经，其首要功能亦在于存一地之物象：①记物之名。如晋朝史筌《武昌记》：“阳新县有朔山”“樊口之东有樊山”“樊山东有小溪，夏时怀袖，恒有寒气，故谓之寒溪”[49]。这样的地名存录是地记的主体内容。②解释别名。刘澄之《扬州记》中“太湖，一名震泽，一名笠泽，一名洞庭”[50]，就是考证太湖古今之名。③解释名称由来。如宋郑辑之《东阳记》：“兰溪县，龙邱山下有兰溪，因以为名。”[51]对于人文营建之物象，则在于记明修建者，如晋张僧鉴的《浔阳记》：“湓口城，汉高祖六年灌婴所筑。”[52]所谓地理之名，包括山川、地理、湖泊、城镇、庙宇等，这一项也是图经的内容，而文字表述方式完全一致。
第二，叙述地形地貌关系。山陵川泽因不同的地质而物象之形态各异，涉及山、冈、峡、湖泽、植被等。地记在于准确记录各种地形，如宋沈怀远《南越志》：“郡东有羚羊峡，一曰高要峡。山高百丈，江广一里，华翠之树，四时菁茜”，“熙安县东南有固冈，高数十丈。冈西面为羊肠道”，“肃连山西十二里，有灵洲山焉。其山平原弥延，层野极目”[53]，等等。
第三，描述地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疆域界划，水势与山川、河海、都城的关系。疆域之界划者，如晋宋间任预《梁州记》：“峨眉山，在南安界。今县在南安之西，峨眉之东。”[54]北魏刘芳《徐地录》：“蒙山，其山高四十里，长六十九里。今县北与新泰县为此界。”[55]记水脉流向者，如山谦之《丹阳记》：“建康有淮，源出华山，流入江。”[56]晋庾仲雍的《荆州记》：“南至关城，合西汉水。”“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57]。又常描述各种地理位置和物象间的关系，如宋雷次宗《豫章记》：“风雨山在南昌，山高水湍，激着树木。……数里中通洪崖先生井。”[58]刘澄之《豫州记》：“城父县巢湖，湖周五里，湖中有三山，湖南有四鼎山。”潘岳《关中记》：“桂宫，……在未央宫之北，周回十余里。中有明光殿。殿上复道，从宫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宫神明殿、蓬莱山。”[59]这是写宫殿与四周山脉、殿阁的关系。雷次宗《豫章记》：“州城东有大湖，北与城齐，随城回曲，至南塘，水通章江，增减与江水同。”[60]这是写山、水、城之间的关系。
第四，图经以高度、广度、长度绘制物象，地记亦借助于数字来叙述物象。庾仲雍《湘州记》：“桂阳郴县东北五里，有马岭山，高六百余丈。”[61]晋或宋初《永世记》：“县南百余里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62]宋郑辑之《东阳记》：“石步廊去歌山十里，临流虚构，高可数丈，长三十丈。”[63]晋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橹，外有沟渠。”[64]梁李膺《益州记》：“又有黄帝坛，石法天地，上圆下方，阔一丈二尺，有十二角。”[65](www.xing528.com)
第五，以方位、里数行文，是图经与地记的标志性表述形式。如晋庾仲雍《荆州记》：“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66]晋史筌《武昌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钟台山，在县东南一百里。”“安乐宫八里，有郊坛是也。”[67]
第六，图经和地记都会涉及地物得名的历史原因和神话传说。隋代《冀州图经》：“白登山，在定襄县东北，汉高所困之处。上有台，因山为名。”“梁郡城，在阳北二十里。即尔朱荣所居。”[68]讲述物与历史的联系，解释物名之得来，地理所具备的人文意义在地图中已有呈现，但绝不枝蔓。至于地记，则颇擅长于此。
这些文体内容和行文方式和唐宋后可考见的图经的表达几乎可以相混，更见其一脉相承的知识流脉。至于早期具有专题性质的山、水之图经，如《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东汉桑钦的《水经》，它们所开创的记叙模式，在后来的地记著作中写山、水之条目时，则多有所仿。如写山，山谦之《吴兴记》：“天目山上有两池，……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69]其基本的叙述语言与《山海经》非常相似。地记之作中，关于水的描述，东汉桑钦的《水经》叙述了全国共137条水道的源头与流向。郦道元补充了1 252条水道，并为这些水道做注，内容包括这些河流流域的具体地理状况和曾经的历史人文。同时期的一些地记著作，在描写水之条目时，亦多是从源头、流向、流域的人文状况这几方面描述。
综上，地记所关注的地理物象，观察地理物象的角度，以及描述物象的语言形式，均是从图经获得，后人称图记，有径称为记者。南朝梁伍安贫作《武陵记》，又称为《武陵地理记》《武陵图志》。萧绎作《荆南地志》，又作《荆南志》《荆南记》《荆南地记》。
图与图经均是官方文献，东汉桓帝永兴二年，巴郡太守但望在呈送给皇帝的奏疏中言“谨案《巴郡图经》”[70]。唐代韩愈写有《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71]从图到地记，代表着知识认知的下移。虽然地记在魏晋新的时代环境下又形成了新的文体特征，但是由图经而地记的发展，遵从的是同一个知识架构。图经知识谱系的特点在于关注地形地貌，但不探讨这些地貌形成的原因，是一种存在式描述，这种地学观念，正是六朝地理“博物”学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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