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对风俗的理解与后世的岁时风俗不同，东汉应劭写有《地理风俗记》，同时也写有《风俗通》，在《风俗通·自序》中言：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18]
《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19]
《汉书·五行志下》：“夫天子省风以作乐。”颜师古注：“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20]
风与天气、地理以及圣人教化有关，这本是承接《礼记》对风俗的认识：“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可见，早期的风俗是在政教体系之中。应劭亦言：“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对于汉人来说，他们对地理的关注，出发点实在于考论风俗。因此，我们称之为“风俗地理观”。
汉代专设有风俗使，“常以时分适四方，览观风俗”[21]。《汉书·宣帝纪》：“（帝时）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22]汉平帝派遣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23]。其对风俗的重视，盖因汉继秦之后，秦已经完成书同文、车同轨等经济、交通等基本的建设，继之于后的首要任务，即面对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统一，“故尔古之大一统之君，继同轨同文之后，莫不以同风俗为急务也”[24]。这种新的国家意志，促使汉代出现了大量与风俗有关的著作，如郡书、风俗传、风土记。
自汉代起，地方文献的产生，是从行政体系中逐渐演变而来，但是并不是严格的行政专属文献，因此对地理的思考，在超出政治之外后，有更为细腻的观察角度，在文体上有主要有郡书、风俗记、风俗传、风土记四种文体形式。这四种著作形式，展现了汉人新的地理观念。
1.郡书
郡书之作，始于后汉光武帝的诏令。《隋志·杂传类》记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25]这条记载，颇能显明中国政治政教合一的特性，在行政领域中，“风俗”另一个的内涵，指先贤所创造的具有模范教化之事迹。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八记载袁汤“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尝曰：‘不值仲尼，夷、齐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26]，是写地方官员为教化风俗，而编写本地的耆旧传。可知耆旧传一类的郡书，其文体产生之缘由，正在于以先人之事迹来教化风俗。
这类著作，在三国时代有魏王基的《东莱耆旧传》、蜀赵宁的《蜀郡乡俗记》、吴陆凯的《吴先贤传》、吴谢承的《会稽先贤传》、徐整的《豫章烈士传》；南北朝时期有刘义庆的《江左名士传》《徐州先贤传》，吴切的《吴邵钱塘先贤传》，刘芳的《广州（河南省）先贤传》，郭缘生的《武昌先贤志》；唐代有黄璞的《闽川名士传》、陆龟蒙的《续襄阳耆旧传》等。自汉代产生，至于唐宋，命名为风俗传、耆旧传的作品一直延续不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类。
这些耆旧传产生的原因，自钱穆至于当代的很多学者，均以其与门阀制度有关，又如林天蔚：“大概晋代的耆旧传及先贤传独多，主要原因是晋代门阀制度盛行，故记叙耆旧及先贤之书籍特多。”[27]胡宝国先生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中，曾质疑这种看法，认为将地理书的产生归结为郡望门第，似乎不妥。但没有指出它兴起的真正原因。我们从风俗政教观这一角度看，中国的政治，自周朝起，即奠定了图画人物以教化风俗、砥砺治政的行政传统。故孔子观周庙，见壁上有图画文武周公众贤之像，而知周朝之所以兴。郡书的产生，就是这种行政观念在文献体系上的自然延伸。
在政权运作中，观风俗以考政绩，是西周行政体系中知识形态的惯例和传统的认知观念。姜子牙在齐国时，“因其俗，简其礼”，伯禽在鲁国“变其俗，革其礼”。政治则必因地理风俗而治，这是政治中“教化”视野下的地理认知。汉代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其本传言其为广汉太守时，“郡既经丧乱，新旧杂居，风俗未一，处敦以教义”[28]，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郡书之起，虽起于光武帝表彰家乡，而实成于各地郡守砥砺风俗之愿。赵宁《蜀郡乡俗记》载于《华阳国志》：“广汉陈留高眣亦播文教。太尉赵公，初为九卿，适子宁还蜀，眣命为文学，撰《乡俗记》。”[29]古之士君子，本有风教之任。可见，最早的地方著作是由地方官员组织，为播文教而开始撰写的地方性著作。
这种风俗教化，潜移默化而成为文人自我追溯先贤功勋的历史意识。《晋书·习凿齿传》：“凿齿既罢郡归，与秘书曰：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30]在这封书信中，写习凿齿到达襄阳后，对古人的怀想，他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应该和这种内心的追溯有关。
郡书的文体特征，因以一地之人物为主，故多称为“传”。据《汉唐地理书钞》和《汉唐方志辑佚》，从可见的佚文看，凡耆旧传者，在内容上都涉及人物记载，以条目形式成文，每条记当地先贤一位，其行文，则为介绍名、字、籍贯、事迹，每条多不超过100字。关于人物的具体行事，则仅记其一件事情的始末，也偶有多者。
郡书在选材上，与正史中的人物列传相比，明显的区别在于，史书为人物作传，多选择推动历史进展的人物；而郡书所关注的人物，非为治国之才能，亦非描写其能影响行政的性格。郡书写人物，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展现多样的民间评价理念和人物本身的自然风采。如写郡守，不写行政能力，似更关心其佚文趣事。吴徐整的《豫章列士传》：“施阳，字季儒，为舒令。经江夏，遇贼劫夺阳物。贼去后，车上有五千钱，遣人追与，贼闻知阳，悉还其物。阳以付亭长。”[31]第二，选择具有一定价值理念引导的先贤人物，如列女传、孝子传等。因此，郡书的文体功能，实在于教化风俗。
郡书的文体意义为，在“风俗”的观念下，把土地与人物首度结合起来，它代表着汉人地理观念的新变。汉代的地理观以风俗为视野，这个视野就涵括了地理、人物、历史等多种因素。这种地理和人物结合的文献形式，引起目录学分类上的归属问题。如晋朝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隋书·经籍志》著录言“《襄阳耆旧记》五卷”，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称其为“《襄阳耆旧传》”，《郡斋读书后志》考证此种现象：“《襄阳耆旧记》五卷，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唐书·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记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32]在《汉唐地理书钞》中也有佚文，称之为《襄阳记》。另，还有《会稽土地记》，因其所记人物众多，故两唐志将其归为“杂记类”。周树人从其他佚文中找到引《会稽土地记》中专论地理者，认为是两唐志归类之失。因此并不能完全以目录学的归类来认定一书的性质。
这种纷繁性，正代表着地学知识在广度上的延展，在风俗视野下所写的人物传记，同时涉及土地、物产等地理知识。方志界认为郡书如《南阳风俗传》《关东风俗传》“这类著作，虽名为传记，实际已经包含风俗等内容，兼有人物传记与地理性质，已成为最初形态的地记”[33]。郡书很难说是地记，因为它的关注中心，并不是地理，和之后的州郡地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类著作，以风俗教化为旨归，将土地、人物首度联结起来，已成为最早的地方文化著作。
2.风俗记、风俗传、风土记(www.xing528.com)
风俗与地理相并，这是东汉普遍的地理观念。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将朱贡所条记的风俗记附录于《地理志》篇末。地理风俗类作品，有应劭的《地理风俗记》、圈称的《陈留风俗传》等，可见这种地理意识在当时已为士人普遍接受。
这种风俗传、风土记类的作品，呈现的是新地理观念下的一种文体形式，如应劭《地理风俗记》：
“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34]
“甘陵郡东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谓之鹊城也。”[35]
“浮县，浮水所出入海，潮汐往来日再。今沟无复有水也。”[36]
所谓“地理风俗”者，即描述此地的“故事”“风俗”。这与后来地记的体式非常相似，只是它关注的中心是风俗，而不是地理。地记中有大量的笔墨描写一地的山水形貌，这是《地理风俗记》中所没有的。
同时还有一种文类是风俗传。既为传，则在书中记载了大量当地人物。在后人的目录学中，或将其归为杂传，或归为地理。如《陈留风俗传》一书，在《隋志》中被归为“杂传类”，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陈留风俗传》三卷，圈称撰。案此《风俗传》，与《耆旧传》本为一书，前世著录家乃分出《耆旧传》二卷入杂传，而此连《风俗传》并入地理，务欲各充其类故也。《唐经籍志》总入此类，《新志》则两头互见。”[37]《陈留风俗传》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记人物，如“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这是写人物个性。还有的条目写人物所造成的风俗影响，如“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昭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贡之风化犹存。其民好学多贫，此其风也”[38]。第二，记地理风俗，重点在于记一地所发生的历史，如“封丘者，魏地也。故燕之延乡。六国时，复南属魏。高祖与项氏战，厄于延乡，有翟母者免其难。故以延乡为封丘县，以封翟母焉”[39]。其主体是记载一地之风俗。但其中也有很多简单记载地理之名，如“陵树乡，故平陆县也。北有大泽，名曰长乐厩”，这使得风俗传和地记在文体形式上非常相似。其他如《南阳风俗传》《关东风俗传》，都不是单传的人物传记，而涉及有土地、物产等地理知识。
还有一种文类，为“风土记”，可考见的最早作品，是周处的《阳羡风土记》，《说郛》卷四中存佚文两条：“越俗饮宴即鼓盘以为乐，取大素圆盘以广尺六者抱其著腹，以右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此条写当地风俗；又：“阳羡县东有大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40]此条写当地地理现象。在《荆楚岁时记》案语中有关于岁时风俗的佚文，如：“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41]则所谓风土者，风俗、土地也。东汉卢植的《冀州风土记》，在《太平御览》卷一六一中有佚文一条：“冀州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其中也应有人物记录。
“风俗传”“风土记”这两种文体形式，已经合风俗、地理、人物为一体，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将这种文体称为地记。这两类文献与地记的不同在于：
第一，同为记地物，地记大多必以方位、里数记，而地理风俗传，则可直接交代某地有何物及与此物相关的史迹风俗。地记中的风俗是为解释地名服务，而风俗传中的地名，是为了引出此地的风俗。
汉辛氏《三秦记》，“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云”“毕陌西北有孝里，毕陌西有白起墓”，“风门在新丰县东南，两阜相对，其所多风”[42]。
《陈留风俗传》：“陈留县裘氏乡，有澹台、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祷焉。”[43]
第二，地记中的一些内容，如关于地理特征、地形地貌的描述，关于一地建筑物之间的方位、里程的关系，在风俗传中也是没有的。
汉辛氏《三秦记》：“咸阳，秦所都也。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阳，故名咸阳。胡亥时，阎乐为咸阳令。”[44]
汉辛氏《三秦记》：“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仓洛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壶。”“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土赤不毛。昔有黑龙从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成土山。今长安城，即疏山为台，殿基址不假筑。其含元殿，即龙首山之东麓，高敞为京城之最。阶高于平地三十余尺。”[45]
因此，方志界有论：“有些虽然称传，其性质已不是单纯的人物传了，实际上已经是地记。如圈称的《陈留耆旧传》、习凿齿的《襄阳耆旧传》、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南阳风俗传》等便是如此，这些都应列入地记表中。”[46]这种看法，并未严格区分风俗传和地记。
汉代的风俗观，是地理、人物、风俗兼备。这也是汉人认知地理的新观念，但是它的叙述中心并不是地理。风俗这个词可以包括政教风俗，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各方面的习惯，包括宗教信仰、历史典故，几乎能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汉代的地理观念为认知地理打开了一个开阔的人文空间，并产生了大量的地方文化著作。我们在追溯地记产生的原因时，普遍的看法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势力的强大是产生地记的社会基础”，但是，在这些外部原因之外，还应加一条，即汉代风俗地理观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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