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春秋战国，大量官员流散民间，“某学出于某官”的民间私学传授是中国知识体系的一大转折点。地图本官方典籍，至《管子》则有专论篇章《地图》，“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
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13]黎翔凤将这段话与《周礼》中“地官遂人职、夏官职方氏、司险、土训、量人”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对比，认为《管子·地图》“此篇专主兵事，与司险九州之图同，而于道里远近、城郭大小、地形之出入相错，纤悉具详，自必兼用量人之算、土训之说，诚古今地图之要法也”[14]。可见管子言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周朝的官方地理学知识。至于其他诸子对于地理知识的运用，也应有很多，如《孔子家语》中，孔子做鲁国司空，“乃别五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15]。五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泽、三曰丘陵，四曰坟衍，五曰原隰。此一技能乃是“知地域广轮之数，以辨五地之物生”的司徒之职对地理知识的运用。
关于诸子时代地学知识下移，“郝懿行等认为《山海经》源始于周朝官府所收藏的地理档案，至战国晚期始流出官府而编成后流传”[16]。之后诸子各从官学体系中有所传承，诸子篇章有单独探讨地理知识的，如《管子》中的《地员》《地图》《度地》《水地》；又如孙子兵法中的《地形》《九地》，就其单篇篇目言，一步步拓展了对于水文、土壤、土质的研究。黎翔凤言：“《周礼》大司徒职有土会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地员实兼之。”[17]诸子对地理学的关注是地理学脱离政治、思想发展为学科知识的过程，但是它主要是以诸子文献的形态呈现。(www.xing528.com)
从《汉书·艺文志》看，关于地理知识的收录，分为两类，即“诸子”“形法类中堪舆风水文献”，仅从目录看，就遗漏了图籍谱系、方志谱系、行政文献谱系。而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著作在后来的传承中都有自己不同的知识谱系。总体来说，先秦时期，对地理本身的认知依然和行政紧密联系，这是行政地理观念的作用，使地理始终无法独立出来，直到汉代“风俗地理观”的确立才改变了这一进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