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所代表的对地学知识的应用，是权力与地学知识结合的典型话语表述。我们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权力的各种表述综合起来，也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知识、话语、权力运作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得以具体操作和实践的。在中国的行政体系中，以《周礼》为代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对自然和地理进行观察和控制的机制。而政府官员对于地理知识的掌握，不断衍生出不同类型的文献。
《周官》一书，即按知识体系分设官职，在行政系统中首先运用的是地图，地图是周朝认知地理、进以施政的一种主要知识凭借。周朝制度下，各级行政官员掌握着不同类型的地图。如司徒掌图，“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周礼·夏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3]；形方氏“掌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4]；山师、川师“各掌山林川泽之名，辨物与其利害”[5]；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慝，以诏避忌，以知地俗”[6]。甚至有对地理知识的具体应用，如土均掌平土地，草人则掌土化之法，这些官吏通过地理知识和地图的运用来行使职权。
周代因地图的应用而产生各种文献。黎翔凤言“‘土训，掌道地图’，郑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此图说也。量人‘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郑注：书地，谓方圜山川之广狭。书涂，谓支凑之远近。此图经也。”[7]但是周朝的这些档案文献，并无一份流传下来，无法确定是否和今天所见到的图说、图经相似，但是在周代伴随大量地图的使用，应有很多的图籍文献是确定的。(www.xing528.com)
这些图籍文献作为国家案牍，应有系统而成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表达，但是作为官方文献，并不在广大的范围中传播。这些地图及其文献都是秘密收藏的，即使后来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亦不附图流传，可知图籍实为国家重典。在春秋战国之前，国家的舆地图掌握在中央和诸侯的太史手中，换代之际，则会有史官抱图法以奔。而从不同角度对地图的运用则掌握在各级职官手中，是各地的档案资料，也具有私密性。从《左传》等文献中看，当时的地图和关于地图的解说都已经相当有体系。但是在今天都是无法考证的。
《汉书·艺文志》主要收集艺文著作，并不载录官方文献，但是这些图籍是和地理知识最为密切相关的一种文献形式。就目前能考证的实物，最早的图籍文献是汉代的《巴郡图经》。魏晋地记的知识架构，就是运用了图经这一官方文献的话语体系，容后文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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