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探讨地理知识如何从国家知识体系中衍生，而最后形成大量地记作品这一问题。这个角度略同于“地记兴起原因”的研究，但前人大多是从外部原因看地记的兴盛，如郡望门阀制、佛教兴起等[1]，其中，早期流行的用郡望现象来解释地记的兴起，已经受到学人的质疑。况且，仅从外部原因看，毕竟不知地记为何物。因此，必须着力去研究地记属于地学知识中哪一个知识谱系，它对于地理的认知和把握角度如何，以重新认识地记的生成。
这一过程的梳理，首先要明晰自周、汉而至魏晋时期，时人对于地理观念的两次重要转变：第一，周代地理观念是“行政地理观”，地理知识是行政可依靠的重要知识凭仗，在这种观念下所形成的文献共有三种类型：国家图籍、职官文献、方志文献。其中对后来的地记产生影响的是图籍文献。第二，汉代地理观念的一个新转变——“风俗地理观”，即风俗与地理、人物的结合。在这种观念下开始产生区域性地方著作：风俗传、耆旧传、地方史。汉朝这种特殊的“风俗”内涵，使地理、人物、历史，均笼罩在风俗之下，并取得了一种文体形式，这就是汉代所产生的地方著作，但并非地记。第三，魏晋时“博物地理观”的形成。因汉末“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有记闻”的地学知识话语权力的下移，魏晋地方官员和文人开始采取国家专属的图经话语方式，创作了大量的地记作品。(www.xing528.com)
至隋朝建国，隋文帝即明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和臧否人物，《隋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2]隋朝从官方角度开始写作图经和官修志书。唐宋之后，图经大盛，其语言体式一同于地记。图及图经，它的使用者均是国家和地方官员。魏晋士人沿袭了国家图经中的知识架构、语言体系，并在汉代风俗地理观念的影响下，确立了地记这一文体。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