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尚无关于记体之文体特征与渊源流变之成书，只有曾军论文《从经史到文苑——“记”之文体内涵的源流及变迁》[5]首次从目录学的角度出发，来梳理记文体的源流变迁，具有开创意义。笔者同样做了这个工作，发现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关于具体的文体研究，目前成果主要为山水游记、学记、厅壁记、亭台楼阁记的论著，如王立群的《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6]、梅新林的《中国游记文学史》[7]、刘成国的《宋代学记研究》[8]、刘兴超的《论唐代厅壁记》[9]、赵燕的《唐亭台记文体体制及其文化意蕴》[10]。这些研究均是以唐宋的记体散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何李的博士论文《唐代记体文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解读，提及了唐代的所有记文类。然而在先唐时期，以著述为体式的一类记体文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
关于先唐记体源流的考察，相关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在第一章或绪论里，采用了明清两代的文评。现将各种互见的观点总括一下，其内容主要是：“按《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记之名，则昉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是符合杂记文创作的实际情况的”。这些话语主要是追溯唐宋时期单篇记文类的源头，其中提到《戴记》《学记》《蜀记》等先唐记体。唐宋记文类的主要功能是“叙事识物”，和杂录性的《戴记》《学记》并不相同，而以为“记之名，昉于《戴记》《学记》”，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六朝时期出现的大量地记类文献，以及六朝时期的知识主义转向对唐宋记体文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于先唐记体的生成流变以及和唐宋时期单篇记文类的关系，应有一个梳理的过程。(www.xing528.com)
文体研究领域中，学者展开的大多是关于记文类的探讨，如许嘉璐先生《古代文体常识》[11]有“杂记”一章，分其为台阁名胜记、杂物书画记、山水游记三类，归纳每一类的特点，列出代表作品。主要是对单篇记文类的研究。在各种著作中涉及先唐记体研究的有刘叶秋的《历代笔记概述》[12]，邵传烈的《中国杂文史》[13]，陈书良、郑宪春的《中国小品文史》[14]，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5]以及陈必祥的《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6]，以上著作都对记体的概念和记体的源流做了一般理论上的探讨，由于定位在对古代文体做常识性介绍，所以对记体的界定、起源和流变等问题都没有详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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