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地记文体研究：近三十年学术成果

地记，在汉魏六朝时，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隋书·经籍志》对这一类文献做了梳理。唐宋时期对这类文献的认识，主要表现在：第一，史学范围内的批评，主要以刘知几为代表，认为它的性质丛杂。第二，近代文学研究范围内的褒扬，认为六朝地记为唐代山水游记的开端。第三，明清时期，主要是辑佚工作。综合性辑佚包括明代陶宗仪的《说郛》、何允中的《广汉魏丛书》等，清代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增订汉魏丛书》，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陶栋的《辑佚丛刊》等，区域性辑佚的有：清代陈运镕的《麓山精舍丛书》（约30种，荆湘地区），伍元薇、伍崇耀的《岭南遗书》，孙诒让的《永嘉郡记校集本》等；民国时期综合性辑佚有叶昌炽的《觳淡庐丛稿》、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区域性辑佚有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王叔武的《云南古佚书钞》等；近代综合性辑佚有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朱祖延的《北魏佚书考》，区域性辑佚的有许作民的《邺都佚志辑校注》等。

目前史学界、方志学界一般将汉魏六朝地记作为唐宋方志的开端，相关的学术专著只在绪论中对其进行简单梳理。文学界则采用纯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写景艺术、地记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不足以认知各类地记文献本身的文体特征，以及地记作为一种新地学知识对六朝其他文献的文体变革所产生的影响。

方志界对于地记的研究，如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林衍经的《方志学综论》、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彭静中的《中国方志简史》、王成组的《中国地理学史》等，为我们理清了地记的性质、分类、主要内容等基本知识，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研究范围。①六朝地记的性质。一般将六朝地记作为方志演变的一个阶段，以其为唐宋方志的开端，基本上已经达到共识。主要引述《四库全书》：“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是后载笔之士，管窥末学，不能及远，但记州郡之名而已。”认为“方志的演替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全国性区域志、地记、图经、地方志四个主要发展阶段”^[2]。但有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如六朝地记兴盛时，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中也会提到“方志”，说明方志和地记是并存而非继起的文体。②地记的文体特征。史赵荣《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地理学研究》认为六朝地记“不仅极大丰富了《汉书·地理志》涉及的地理内容，而且又在地理志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人文内容，使地理志渐变成地方志，趋向史传化”，认为地记具有史传化的特征。黎子耀《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认为地记既言地方风土，又载地方人物，兼具志、传两种性质。③地记的分类与内容。仓修良的《方志学通论》，将地记分为六类：表彰先贤耆旧、记载建置沿革、描绘山水风光、叙述地名来源、介绍水利交通、反映物产风俗六类。辛德勇认为：“在隋代以前，地志纂述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体现为地方志的形式是以异物志、山水记、风土记和风俗传等为主，有很强的志异、志奇色彩，而州县城乡之建置、道里驿程之远近、关隘津梁之位置、土田林薮之广狭、人口多寡、形势险易等社会性内容，则一般很少予以记载。”^[3]王成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认为：“魏晋以后，地记著作的撰写，显著增多起来，各个重要地区都有‘风俗记’‘风土记’，边远地区则有‘异物志’，此外，还有记山水的‘水道记’和‘山水记’等。”将地记分为州郡地记、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四种。

在文学学科范畴进行研究的，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是日本学者青山定雄的文章《六朝之地记》，认为无论从撰者、体裁内容、功能，还是文章形态上所做出的研究，都显示出了六朝地记与前期地理书及后代地方志的不同。“六朝时代，承图经、风土记之余风，更有某记、某州记之撰述，尤以晋迄南朝间，盛极一时”。从撰者看“出自当地人士之手者八，当地人士为该郡太守者一，其撰者皆为世阀名家且盛负文名之士”，这和地志的撰写者为史官的性质不同。从体裁和内容上，青山定雄分述了各类地记所撰写的类目，包括郡县沿革、山川、城郭、桥梁、亭台、人物等，各书大致如此，又有所取舍，“至于其他地方志普遍记载之疆域、距离、户口、财赋等逸文，则不经见”。关于一地中人物之记载者，考其书目，多以先贤传、耆旧传为名。作者言“因某记或某州记之编纂，其中一部多有人物之记载。致单独编著人物志者，遂逐渐减少。再上溯到后汉之人物志，实为此际之图经及风土记之滥觞，再转而演化为地方志，其踪迹显然可知”。认为后汉人物志与魏晋图经、风土记有逐渐发展流变的关系。另外，青山定雄考察了地记在内容上多载传说故实，并对部分故实如尧的传说进行了梳理。最后考察了六朝地记中地名的命名情况。这些探讨对于全面了解六朝地记，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4]。关于地记的文化研究方面，卞东波《中古地记及其文化意蕴》（南京大学本科论文，2008），王卫婷、祁刚《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8）从地记与宗教、地记与民间信仰方面做了具体探讨，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但是部分文献统计不确。2013年以来，区域地记研究较为兴盛，成果主要有湖南师范大学罗梦尘的《六朝荆楚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4），山东师范大学周斌的《六朝荆州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3）、张帆帆《六朝扬州地记研究》（硕士论文，2014）等，注重地记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文学价值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但是在研究角度、分析论证上有所局限。(www.xing528.com)

2012年开始，地记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热潮，截至2017年年底，国内学者在文学方面的研究，主要为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及其王教授的硕士、博士生：①2013年山东师范大学王琳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私撰史籍与文学之关系及其影响研究”课题，其中一部分私撰史籍应该包括地记。前期发表的论文《六朝地记：地理与文学的结合》（《文史哲》，2012），以及后来的专著《齐鲁文人与六朝文风》，探讨了六朝地记繁荣的原因、六朝地记的文学特色与影响，这篇文章是目前文学学科内所见的在地记研究上比较全面的资料，代表了当前对地记进行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但是文章主要从地记诞生的外部背景、地记的文学特色、地记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写，并没有涉及地记对地学知识的传承，以及六朝文人的地学修养对于其他文体的影响等。②研究综述和典籍整理。张帆帆博士的《六朝地记研究述评》（《辽东学院学报》，2016）分别对六朝地记的辑佚情况、地记的名称、起源、体例，做了比较全面的述评。江永红、王琳的《近三十年来六朝私撰地志辑佚与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17）对近30年的研究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这两篇研究综述基本上展示出古今有关六朝地记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展开研究奠定了基础。③关于六朝地记的文学特色。江永红博士《六朝咏物诗与地志咏物类记述之比较——以其兴盛原因、主题类型、文体样式为中心》（《成都大学学报》，2015）、《略论六朝地记之空间性叙述方式》（《名作欣赏，2013》）、《六朝私撰地志中小说化内容书写的演进》（《名作欣赏》，2017）、《六朝私撰地志中的鬼神描写——兼与戏曲中同类作品的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17》）、《六朝私撰地志中的民间传说探论——就“梗概与繁复”与林继富先生商榷》（《学术界》，2017），张蓓蓓《任昉〈地记〉编纂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张帆帆《六朝扬州地记之物类记述及其文学性探论》（《成都大学学报》，2016），王昕《论六朝地记与志怪小说——以洞窟故事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等文章，一方面从传统的“小说”范畴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开始注重地记文献本身的文体特征。

当今地记研究比较薄弱的原因有三：第一，学科属性。地记长期被划分在方志学界，而方志学界仅将其当作方志的滥觞简单叙述。第二，文体属性。地记不隶属于具有情感性、审美性的诗词文等传统文学体系，但在文体发展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研究角度。没有充分认识到杂记文献作为一个时代知识基础的价值，没有认识到它可以引起整个时代文体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