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
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这首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唱出了一代青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报国之志，而它所描绘的那个战乱动荡的年代里也走出了一群群唱着毕业歌奔赴前线的青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祖国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
回顾民国时代的学生，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到“七七事变”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在战争阴云笼罩之下，他们的求学时光并不容易。当时华北的清华、北大、南开被迫迁到长沙组成联合大学，随着局势的恶化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谱写下千里迁徙、弦歌不辍的可歌可泣的一幕幕。
1938年，西南联大刚成立，正值清华第十级同学毕业，朱自清在毕业纪念册上留下了这样的鼓励：“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作人方面太稚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的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的牺牲了。……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7](www.xing528.com)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于刚毕业初踏社会的人是个极大的考验。二十岁出头的他们若是生在和平年代，或许也只是父母跟前宠爱的小儿女，但战争的残酷迫使他们早早地成熟起来。许多学生为了求学独自来到昆明，因为战乱的原因，不少迁至后方的学生与家人分离，甚至失去联系和依靠，毕业便是独自谋生活闯天下的路了。他们需要自立，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青年学子历经磨难来到了昆明，然而，这里依然饱受战争带来的创伤。如同电影《无问西东》中所描绘的那样，这些青年本该是追求知识、友谊、爱情的年纪，但目睹空袭中无辜受难的平民，面对国土一寸寸沦丧的祖国，青年学子的命运从此与国家紧紧相连。正是残酷的战争使他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义，在他们心中，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联大学子放下了手中的笔，毅然扛起了枪，这其中有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小弟，很不幸他们都在抗战中鹰击长空，壮烈殉国了。很难说这样有才华的青年如果选择另一条道路是否会创造更大的成就。但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没有国，何为家！？他们用青春和鲜血书写了自己的答案。
而在敌占区的师生们同样演绎了令人难忘的“最后一课”。《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讲述的是普法战争期间，法国因战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给德国，教师韩麦尔坚持在课堂上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感人故事。而在国立暨南大学，因为日军的入侵，也上演了这样的“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天凌晨日军出兵占领上海租界。正在租界办学的暨南大学得知消息，立即决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即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结束。”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先生来到教室准备上课，在他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后，同学们的脸上都呈现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认真地听讲。郑振铎“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上午10时30分，远处传来汽车尖利的呼啸声，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从校门口呼啸而过，郑振铎看见了这些车子，立刻合上了课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立了起来，教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8]
王统照也给暨南的学生们带来了最后一堂国文课，他坚持讲完课后，放下讲义，沉痛而又关切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刚才教务处通知：学校今天停办了！我们学校不能继续上课，更不能让敌人来接收，今天这一节是最后一课，我们现在要解散了！”课堂上一片寂静，同学们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王统照看了大家一眼，极其严肃地说：“同学们，你们都很年轻，都二十岁不到吧？我们的日子正长，青年人要有志气，要有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定，学校不勉强。因为留不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要有个准备。同学们，你们说是吗？”[9]
确实，战乱的年代要坚持内心的价值更不容易。在后方生活的联大师生生活非常清苦，常常要吃混着各种杂碎石子的“八宝饭”，许多老师不得不在附近兼课兼职养活家人，学生们的物质生活也相当艰苦。
而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更暴露了一些道德堕落的现象。在前方艰苦卓绝地抗敌之时，后方却不乏高官的贪污腐败景象。这样的情况使一般人以为官是做不得的，财是不能发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却说，他希望顶好人才、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唯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得好。他希望大家发挥所长，绞尽脑汁来做发明，办工厂，开农场去发大财，唯有这样国才能富，民才能强。在他看来，若能赏罚严明，公私有别，则道德不致十分堕落。[10]而对于毕业生来说，“学有专长，毕业后各尽其所能以贡献于国家”是他们不二的使命。他以浙大的精神要求学生们知先后、明公私、辨是非，如此才能更好肩负起特殊年代一个大学生的责任。
今天，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那代人的精神却保存在他们留下的文字和记忆中。我们得以了解到，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如何坚持开展科研，传承知识之火，回应祖国的需要。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投身于国家建设，这种爱国奉献、百折不挠的精神对于一代代青年学子将永远是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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