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气氛一贯被认为是宽松甚至有些散漫的，当时有人这样打比方说，“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意思是，北大进门很难，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才能进，门槛高，要求严格；但只要能进去便可高枕无忧了，就算混混也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
关于这样的评价，不少北大学生在回忆中也曾谈到过。千家驹在《我在北大》中提出：“北大是一个以‘自由主义’著称的学府。‘自由主义’表现在学生生活作风上，就是自由散漫，甚而近于无政府主义。上课随随便便，考试纪律松弛。”[7]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学生上课、考试这样的情形，一般教师并不特别看重。学生爱上就上，不爱上就不上。
虽然到了后期，学校在管理上也做出一点改变，会分送点名册给教员，希望老师花点时间，随堂点名。不过据千家驹回忆，一般老师点名往往也就是走个形式，并不特别较真。“教师上课，除了第一、二次老师为了要认识一下同学的相貌，点一下名外，一般是不点名的。点名由注册课职员办理。注册课职员拿了点名册走进教室，因学生的座次是固定的，他看到座位上有人（不管坐的是张三还是李四），就划个‘到’，座位空着，就划‘缺课’。每当名教授上课时，课堂坐得满满的，例如鲁迅先生上课，常有别系或别校学生前来听课。注册课职员一看便走，也用不着一一划‘到’了。”[8]
这样的点名难免闹出笑话，有位教授是“守法户”，堂堂点名，而代表者答“到”如流，仿佛全体出席。某次点名完毕后，抬头一望，人影寥寥，老师不禁慨然叹曰：到都到了，就是见不到多少人！
按照学校的规定，注册选课的学生自然要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学分，不过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末考，不能得学分，不能毕业的学生也不必着急，只要去求管点名的先生擦去几次，而先生总是慨然应允[9]。
不过，据老北大学生张中行回忆，北大学生的“翘课”有时候也情有可原，社会上对北大这样的批评也不完全正确。他指出，北大学生往往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判断，不上课背后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可以不重复去听；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10]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正因为这样，那些常常不上课的人，反而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所以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www.xing528.com)
而且“翘课”这样的事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或许还有不少惺惺相惜的志同道合者呢。柳存仁在英文课上听到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里柯克（Stephen Leacock）著的犗狓犳狅狉犱犃狊犐犛犲犲犐狋中的一段话：“英国牛津大学的讲书虽然每天都有，然而却是很陈腐的，你去听听也好，不听也没什么。”[11]这海外知音的一番话让他颇生同感，因为他们不愿上课时，还可以在图书馆“开矿”[12]，在宿舍里睡睡觉，到中山公园的柏树底下遛弯儿，到天安门外的石栏杆旁去看晚霞，有着各式各样的选择。
在这样的背景下，“偷听生”反而常常成为维护课堂上座率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北大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北大开设过许许多多非常小众的课程，有时候老师和学生一对一上课，有时候课堂里没选课的比选课的还多，他们有的是慕名而来却不为学分，这样“偷听生”平时来上课捧场，考试时正好腾出位子给正式学生，也让课堂保持如常舒畅。
张中行便亲身体验过这样奇妙的待遇，他毕业后，有一次随老友曹君去听梁思成在北大讲的建筑史课，正好是最后一次课，讲完后梁思成问大家：“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没有一个人答话。梁思成又问一遍还是没有人答话。他恍然大悟，便问：“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13]想必他们都是冲着梁思成的名头和课去的，至于学分考试，对老师和学生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旁听生不仅不会被另眼相待，那些优秀的、表现突出的还会受到先生的帮助和关心。“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地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14]
何兹全记得念书时候，有一次胡适上课，拿出一张纸来，说：“你们谁是偷听的，给我留下个名字。没有关系，偷听、正式听，都是我的学生，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学生的名字。”[15]钦文多年之后依然记得与鲁迅先生的一次交往：他和几个朋友去听鲁迅的课，下课以后鲁迅先生邀请大家一起吃点心，就在沙滩红楼的一边。钦文曾深情回忆起早年的那段时光，在他离开家乡，在北京漂泊的日子，物质生活上非常艰苦，穿着南方的竹布长衫，又旧又破，吃饭照例挑最便宜的老豆腐，炒白菜，但“沙滩”给了他无限的温暖，衣服不够的他，在沙滩红楼却只觉得暖烘烘的。[1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