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回忆，按当时的说法，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了许可；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1]
正式学生自不用解释，“旁听生”这样的身份在当时也不少见。翻译家杨绛当时原本已就读于东吴大学，但她不喜欢原来的专业，经朋友鼓励准备投考清华。由于错过了当年的考期，她初到清华时，便是借读身份，经过一年旁听课程和正式考试，隔一年才正式考入清华。而杨亮功（后为知名教育学家）初入北大时，因错过考期，也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北大学习的。他们旁听多半是为了方便在学校准备复习应考。
而课堂上还会有一些未选课却跑来听课的学生，这些校内或校外的学生，便是“偷听生”了。季羡林在清华就读时就曾广泛听课，慕大师之名，他曾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诸多先生的课，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受欢迎的情况。不过在冰心的课堂上却碰了一次壁。当时冰心在文坛已颇有文名，慕名而来听她课的学生坐得满满当当，第一堂课上冰心便威仪俨然地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2](www.xing528.com)
“偷听生”听起来似乎不那么登大雅之堂，不过据千家驹回忆，这里的“偷”，并非偷偷摸摸的意思，也不含有歧视或侮辱的意义，与正式生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得参加学期或毕业考试，也无学分可得。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学生并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待遇。所以“偷听生”虽然不是北大正式注册在籍的学生，但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几乎与学生平分天下。课堂里有他们的身影，图书馆里他们在苦读。
马叙伦曾对校长蔡元培说，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北大的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3]热心平民教育的蔡元培听了很是表示赞同。于是敞开的北大校园给这些“偷听生”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慰藉，而“偷听生”们的活跃也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北大开放包容的校园精神做了一个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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