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那些在专业道路上“从一而终”的幸运儿当然让人羡慕，一方面，他们早早找到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所在，避免绕许多弯路；另一方面，他们又得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同领域为国家建设、为社会服务贡献力量。不过对很多青年来说，他们在专业选择上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番磨砺。
教育学家、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留学期间就经历过专业上的转变。初赴美国留学时，他选择的是农科，因为当时的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国，改进农业将使大多数中国人获得幸福，同时他成长于乡间，对自然界的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身就有浓厚的兴趣。于公于私，农业对于他似乎都是最合适的选择。念书期间有位朋友劝他放弃农科之类的实用科学，另选一门社会科学。那位朋友指出，首先，农科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其次，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蒋梦麟听了朋友这番话，很受触动，反复思量这个三岔路口的人生选择。一天清早，正预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蒋梦麟，在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小孩子。他忽然想到：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不如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才。于是他一口气跑上卜技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海峡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忽然之间，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于是蒋梦麟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从此走上了教育育人的道路。[2]
气象学家竺可桢也有相似的经历。他起初认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也选择了农业。但在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他才明白，美国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而且农业的体制和耕作方式跟中国迥异，他所学的东西很可能回国后没有用武之地。再三思量后，竺可桢坚持读完了本科的课程，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发现，农业自古以来就是“靠天吃饭”，有一门跟农业联系非常密切的专业——气象学，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深入学习一下。于是，竺可桢考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学与地理学系，攻读气象学，开始了他与气象学为伴的学术人生。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期间，刚开始就读的是采矿专业，在一年的学习后，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改学地质学。当时与他同住的好友丁西林并不理解，李四光这样解释说：“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一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3]怀着这样的志愿，李四光在英国求学期间，不仅在学校努力钻研，还积极争取实践的机会，回国后任教于北大，为新中国的地质开采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早年入读交通大学，在校期间成绩优异的他原本以建设中国铁路事业为目标，然而日本的侵略不仅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更让这位爱国青年明白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国航空业极端落后。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航空业这个新兴的领域。毕业后他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在导师的推荐下入读赫赫有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航空系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在那里，他有机会师从该领域权威专家冯·卡门从事航空理论研究，并成为大师的得意弟子。毕业后他毫不留恋美国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不改初心，回到祖国投入了建设事业。
经济学家马寅初赴美留学时选的是采矿专业，但是，随着对美国了解的深入，他渐渐发现，“实业救国”这条路似乎走不通，很多东西都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他深刻意识到，清政府治理下的祖国，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强国比起来，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不是简单振兴工商业就能够解决的。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他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放弃原来的矿学专业，转而去学经济学。在1947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谈到了当初自己改专业的初衷：“余到美之后，不再想选择矿科，将学矿科的念头抛入九霄云外，以为经济学富有内容和生命，遂选经济为主课，选自然科学为副课。”[4]
有“弃理从文”的学生，自然也有“弃文从理”的勇士，这里不得不提物理学家钱伟长的故事。他在中学时期爱好文科，对理科特别是数学、物理则视为畏途。参加清华入学考试时，钱伟长的文史试卷很出色，作文更是受到中文系的杨树达教授的欣赏，希望他去中文系；而历史系的教授对他的答卷也特别满意（题目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称、卷数、作者、注者），希望他到历史系去。但是数理化三科他考分总和不到100分（其他同学的成绩都在200分以上），英文也考得不好。按理说，以他的条件入读文史专业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大多数爱国青年一样燃起了“科学救国”的热情，当时在他看来，数理化即科学，所以钱伟长下定决心弃文学理。当时清华物理系主任为大名鼎鼎的吴有训，由于仰慕吴有训的名声，他努力想进入物理系。而当年物理系可是清华的热门科系之一，在1931级的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就有21人。面对众多数学、物理成绩出色的竞争者，钱伟长不气馁，一次次找系主任吴有训。吴有训起初并不同意，反而极力劝导身体瘦弱的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恳谈，吴有训或许为钱伟长的决心所打动，给了钱伟长一次机会，同意他暂时读物理系，但以保证在学年结束时，他的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超过70分，同时选修化学，还要加强体育锻炼等为前提。最终钱伟长用成绩和努力交上了这份合格“答卷”。(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案例中，他们往往是看到国情需求与专业教育间的差距而做出的调整，不过也有不少专业转换的案例源于个人兴趣与专长。著名文史学家朱家溍上高中时就对文史怀有强烈兴趣，向往着北京大学国文系和历史系。他抄下北大的课程表，去旁听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课、胡适的文学史课。不过，虽然他对文科有浓厚兴趣，但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的大哥、二哥却一定要他考北洋大学机械系和唐山交大水利系。这两所学校在当时以工程类专业出名。一般说来，那时候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选择并不多，而读机械、工程这样的学科，可谓一技在手，就业稳定，比较有利于毕业后的职业选择。本不擅长数学的朱家溍没能考上，他家人仍鼓励他第二年接着考。结果他继续在北大旁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课、沈兼士的文字学课、孟森的清代开国史课、钱穆的中国通史课，报考唐山交大却又一次名落孙山，后来他终于调整方向，考入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那里有继承北大班底的师资，在国文系他得到大师指导，发挥兴趣所长，走上文史之路。
哲学家金岳霖早年也有过相似的经历。他在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专业选择问题征求兄长的意见，其兄建议他学簿记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簿记学，后来他感到自己对这个实在没兴趣，决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为此金岳霖曾致信兄长，说：“簿记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著名记者邹韬奋也走过一条由工科而转文科的道路。他小时候就被父亲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循着附属小学直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直升上院（即大学）的路子，邹韬奋便能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他父亲为他规划的道路，在他懵懂的童年，并不理解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而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就有1 000元或800元的丰富薪酬。然而，在南洋求学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要做工程师，须对算学、物理一类科目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而这方面正是他的缺憾。经历了精神上的困苦和经济上的窘迫，突然有个机会摆在他面前：一位南洋土木科的同学决定去投考圣约翰改选医科，并邀邹韬奋一起去圣约翰投考。因为课程相距甚远，由工科转文科并不容易，幸运的是，靠着以往的积淀，邹韬奋成功考取了圣约翰大学。进入圣约翰后，他功课上的烦闷得以一扫而光，学习生活可谓如鱼得水，终于走上了职业记者的道路。[5]
历史学家何炳棣早年入读清华的科系为化学系，他在入读清华前曾在山大念过一年化学系，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不过他在入读清华两三个月后便决定放弃化学而改修历史。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化学系要求相当高，一开始就规定大一化学成绩非达到相当高的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当时班上几位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毕业的同学表现很突出，其中上海中学毕业的刘维勤一两月内即赢得“B．B．Noyes”的绰号（意为可比肩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A．A．Noyes，那是他们定性分析课本的作者）。这对数学根基不够扎实的何炳棣造成极大压力。而另一方面，大一阶段他上的西洋通史课和英文课则很合他胃口，授课老师刘崇鋐教授态度谦逊和蔼，推荐阅读的书目让何炳棣读后觉得眼界大开，趣味无穷，更从内心转向了历史系。[6]
重读那些大师们的回忆，不难发现，在那个年代，或是出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或是出于个人职业的考虑，重理轻文、重实用轻基础这样的现象往往比比皆是。这一方面是当时时代的大背景所限，国力贫弱的旧中国急需科技、工业方面的人才，去投身国家铁路、桥梁、水利、航空、医疗等各方面建设；另一方面学生也有诸多现实的考虑，如毕业后如何就业，以何职业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等，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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