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造物文化图景，读《两宋物质文化引论》有感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座景色奇绝的峻峦，宋代造物文化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惟新的局面。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条件促成了宋代器物样式更新频繁、设计革新的活跃发展？是否当时已存在着某种设计创新的激励机制？推动设计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的提出，使得对宋代历史经验的梳理、总结和借鉴显得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弥足珍贵。可惜的是，中国内地的学者对这个有趣且意义深远的话题，关心得还不够。徐飙博士近来的力作《两宋物质文化引论》因其撷取的独特研究视角而颇值得关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黄金时期，宋继唐后，薪传火继，承传开拓，形成了璀璨恢宏、独具风神的宋代文化。宋代可谓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座景色奇绝的峻峦。与此相应，宋代造物文化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器惟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社会恰恰处于剧烈变动的历史转型进程之中，套用现在的语言表述即：以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城乡融合大规模发生、城市文明急速增长、娱乐资讯极度扩张为其基本特征，这些同今日神州大地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何其相似乃尔——虽然有着程度和方式上的差异，但在发展方向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究竟是怎样的社会条件促成了宋代器物样式更新频繁、设计革新的活跃发展？是否当时已存在着某种设计创新的激励机制？推动设计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这一连串问题的提出，使得对宋代历史经验的梳理、总结和借鉴显得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弥足珍贵。可惜的是，中国内地的学者对这个有趣且意义深远的话题，关心得还很不够。徐飙博士近来的力作《两宋物质文化引论》因其撷取的独特视角而颇值得关注。

就本书而言，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大特色：

首先，本书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击节赞赏。作者举重若轻地将文化学与历史学、考古学、文献资料的引用和文与物之间的互证、物理学、数理统计方法乃至哲学层面的逻辑思辨有机结合，发前人所未发，予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举例说来，书中的浮标得益于作者对大量文献资料的阅读和整理，其中便涉及数理统计方法的有效运用。第九章对茶碾开展的个案研究中，作者大胆运用物理学中的受力分析方法，通过讨论压强和碾轮尺度、转动惯量和碾槽形式、转动摩擦力和功率，从而得出两个主要结论：①Ⅲ式碾压槽曲度以及碾压尺度发展的变化都是同手柄形式以及用力方向的变化相适应的；②Ⅲ式碾压轮的机械效率相对于与之相比较的前两种形式的茶碾更高，从而客观地、令人信服地证实了Ⅲ式碾压轮的手柄形式是一个高度合理且富有创造性的设计。

应该说，上述种种与作者独特的学术背景有着内在的关联。徐飙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后又读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南大学艺术学系（现为艺术学院），分别获得工学学士、哲学硕士和艺术学博士学位，后又荣获江苏省留学基金和学术交流基金资助，先后赴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系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访问学习，多专业的学术背景使她在研究问题时具有一种开阔的大视野，使她能够独辟蹊径，在国内古代设计史研究中独树一帜。

其次，本书注重实证研究的学术风格。认知过去，必须依凭典籍，理解典籍的记载。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认知过程非常细腻、十分严谨。这种精细、深刻的认知方法，使得本书的撰写层次井然、结构严整，以一种理性激活历史的方式复活宋代造物文化的历史，从而使本书具有哲学的意味和思考的深度。为了更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尤其是反映宋代各阶层日常生活及其所使用器物的资料，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图像资料到北宋工艺法令记载，从制礼作乐与三代青铜器研究到金石考古与格古清赏，甚至具体而微到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服饰衣料及样式、服色和装饰工艺等，都考察得详详细细、有根有据，读来饶有兴味，纤毫毕现，宛如近在目前。例如，作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物证——砚台，因其饱含的历史感及与社会、时代的广泛联系，其形制演进史足以折射出被人们称为时代精神的东西，从而引发了作者探索其究竟的热忱。汉代石砚以圆台形为基本形，历经数百年而未发生太大变化，直到盛唐以前，主流砚台形状仍以圆形居多。耐人寻味的是，此后砚台基本形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箕形砚、风字砚等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主流砚式，在宋代抄手砚中找到其定型化样式并延宕至明清，而石砚基本形也由圆形一转而为方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转变？还是仅仅出于某种偶然的巧合？作者通过查阅大量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最后得出结论：砚式之变，并非简单的王朝更迭所致，而是由于彼时社会全面的转型。宋代处于历史整体性的解构变迁期，这次深刻转型带来的直接社会现实，便是“对商业利益的追逐，驱策成器活动朝向非理性的方向运转”。抄手砚在宋代的风行源于其制作效率高的优势，属于商业竞争中趋利法则的自然选择（尽管这种砚形在功能上、形式感上都存在明显的不足）。通过砚台的具体个案研究，作者旨在探求物品形态变化背后，隐藏在设计制作环节的具体意涵，从而对文中前面部分的结论作出有效的印证与补充，文章结构更显丰满、严整。

第三，本书中的研究对象并不是一个个单向度的个体，而是在丰富复杂的环境中展现出来的复调式对象。通过作者的生花妙笔，配以生动、清晰的图片资料，我们分明感受到物品的灵性、气息和艺术力量。正是通过这些与芸芸众生密切相关的具体物品，成器造物的历史被活化为异彩纷呈的奇妙画卷，并在心灵的深度层次感动着读者的灵魂，复活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以第六章为例，作者专辟一节谈到服饰与文化批评，即充分考虑到服饰在古代具有承载丰富、深厚文化内涵的特殊属性。作者将服饰的人文社会内涵归纳为身份标识、道德与政治警戒、文化象征、吉凶寓意四项，较全面地说明了服饰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然而在宋代，上述文化内涵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破坏。例如，在身份标识方面，服饰的社会地位指向意义已经变得含糊不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阶层间相互仿效造成的，一方面有下层社会效颦上流社会的情况，例如，据《都官集》卷二记载：“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另一方面，也有上层社会采纳民间下层百姓实用服饰样式的情形。例如，据《嘉杂志》记载：“妇人不服宽与，制旋裙必前后开胯，以便乘驴。其风始于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羞耻如此。”

《石林燕语》则对当时士人服饰做了总结性批判，指出他们为了贪图方便而“裹贱者巾、衣武士服，而习俗之久不以为异。士礼之废大抵类此也”。(www.xing528.com)

在文化象征方面，作者援引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段话，说明中国衣冠自北齐全用胡服的情形：“中国衣冠自北齐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靴、有碟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靴皆便于涉草……”

这种民间衣胡服的原因除了出于便利的考虑外，还有审美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癸杂识别》集卷上，记载了“胡服间色”之语，且“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服饰作为特殊的日用品具有多维度的意义，在复杂的环境下呈现出多样的面貌。例如，在边疆局势紧张之际，服饰与政治、国运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朝廷便可能颁布禁胡服令；一旦局势缓和，华夷之别便被束之高阁，并逐渐被淡忘。作者凭借对历史资料的细腻研究，深入反映了宋代的市井风俗情貌，状摹了彼时的服饰装束，对于改变人们对这一时代的单一认识，呈现宋代社会的多元面貌，发现新的解读模式和问题意识，正确客观地评价宋代服饰对传统社会人文内涵的差异与冲突、破坏与疏离，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第四，作者擅长通过观察宋代普通民众的日常器物（如灯具、砚台、毛笔、茶碾等）和成器活动，见微知著，阐幽发微。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物什，不仅反映了宋代社会的浮生百态，而且在其背后藏匿着重大的历史变迁。国家的政治变革、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流行文化的衍变，审美追求的律动等，最终都会在彼时生活的日常器物上投下一抹身影。以日用器物和具体的成器活动为切入点，自下而上地进入对宋代成器实践经验和思想经验的认识，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且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文中稍嫌不足之处在于，个别文献资料的引用略显重复，这或许是由于部分古代研究资料的匮乏。待作者日后对文献资料、考古发现资料等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充实后，或可补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学热的大氛围下兴起的汉语世界对宋史、宋文华的研究，在纯粹的学术研究兴趣之外还暗含着努力寻求本民族文化特质、谋求文化自尊的意识；海外的宋史、宋文化研究则较多关注文化的多样性，其中隐含着力求找寻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经验，揭示汉民族历史文化特性之意。在研究的过程中，各个学科不断地汇聚、交融，发生着交叉与碰撞。同一个研究内容，在不同的研究时段，或者由于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出发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迥异，我们可以视之为多元历史发展的多面化呈现。同时，伴随新的考古资料发掘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深化，必将推进学术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宋史、宋文化研究必将吸引各路英雄豪杰，共同构建宋史、宋文化研究的辉煌殿堂。

发表于《美术之友》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