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设计艺术研究的新方法

互联网时代，科技的发展催生了运用大数据的新型研究方法，对史学研究而言，意味着崭新的机遇和可能的突破。近二三十年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倚靠大数据的平台优势，开展可比较的量化研究，使得跨学科对同一材料进行解读、分析、探索成为可能，进而推进跨学科的交流、互补性的研究合作朝向纵深发展。例如，“基于系统化、标准化的历史人口或事件档案构建起的量化数据库，重视对长时段、大规模记录中各种人口和社会行为的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分析，从而揭示隐藏在‘大人口’（Big　Population）中的历史过程与规律。它不仅容易发现很多可以验证或挑战现有理论的事实，还长于开展跨时段、跨地域的比较研究，为理解社会历史和人类行为提供了全球化的认识基础，进而构建起一种新的自下而上、由繁入简的研究方法和史观”^[46]。

这一研究方法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可以说是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发展的一种必然。通过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从1980年代滥觞的可检索文献资源开发数据库到1990年代林林总总的各式学术出版物数据库，再到新世纪以来各种量化数据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历史研究所利用的各种材料正日益呈现出数据化趋向，史料拥有权的“唯一性”对史料获取造成的障碍正逐渐降低。“依靠互联网提供的技术和‘无限’连接的可能，史料出现新的‘连接’趋势，形成新的资料平台和‘试验场’。”^[47]对各个“试验场”的共同研究兴趣又可以凝聚一支跨地域、跨文化、跨国界的研究团队，这种团队化的研究方式与自然科学接近，成为史学发展的新动向，地域化的史学研究正逐渐纳入全球史学研究的框架之中。例如，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委员会（SSHRC）近日批准的跨国合作项目《重生：多媒体和多学科视角下的东亚宗教研究》，资助为期7年（2016年—2023年），该研究团队是从今年100多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的17个获资助团队之一，团队负责人为澳门大学的贾晋华教授，将邀请和组织来自世界上20多所顶尖大学的45名学者参与此课题研究，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汪小洋教授受邀以合作研究者身份加入该研究团队。该研究项目旨在创建一个结合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的跨国研究团队，将原创性研究与档案库建设同步推进，拟将此次开创性研究的重要成果用于促进国际间的全面交流与合作。

在大数据时代，研究者对于大数据的掌握有助于开展量化的实证研究。例如，美国学者李中清（James　Z．Lee）和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自20世纪80年代起，耗时20余年构建的中国多代人口数据库（CMGPD）被证明在人口统计学、家庭与婚姻、社会分层、卫生健康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价值，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48]如果我们在晚清民国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研究中，依托团队之力推进“晚清民国江南地区杰出设计师传记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对于设计史的学科建设应该具有较大的价值。

大数据的发掘有助于史学研究的推进，但在运用大数据进行研究时，应注意避免落入“路灯效应”（Street　Light　Effects）陷阱，即只研究容易取得的数据，而忽略研究数据的可信度及有效性。^[49]这就需要研究者对数据进行理解与甄别，理解数据代表的意义而非仅看数据本身，这对研究者进行多方数据采集、分析、比较，从而深刻理解研究对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www.xing528.com)

在纷繁错综的史料基础上，在世界设计艺术的宏阔背景下，梳理晚清民国江南地区设计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应从设计教育、文化影响、经济因素、心理分析、政治环境等多维度综合考察，分析设计思潮、风格语言、表现技法、工艺材料的变化，努力探求影响江南地区设计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主要动力、总体特征和内在规律。力求通过对宏观大数据的把握做到“以大观小”，结合微观个案透视“以小见大”，纵向辨析“常”与“变”，横向比较“同”与“异”，通过整体性观照，寻求设计现象、流派、思潮各自的发展轨迹和内在联系，试图对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百年演变脉络作出综合性阐释。

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面临着新的转变与挑战，研究者应注意避免抽象的“宏观叙事”理论建构与琐细的“历史碎片”个案研究两个极端，应在新的史料发掘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整合。纸质史料、电子史料与实物的尽力搜求，“涸泽而渔”不再是遥远缥缈的蓬莱仙山。在此基础上，史料的鉴别与分析、量化研究与比较研究等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这就要求研究者顺应潮流，抓住机遇，认清问题的本质，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研究者的视野、思维与方法应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晚清民国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研究应力求彰显人文价值的关怀、全球意识的大历史观，关注底层的视角，重视近现代设计艺术发展的内部因素，聚焦普通民众的心理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从“民众史观”的视角来解读历史，从而实现跨学科的新综合。

发表于《美术与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