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注重跨国家、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宏观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注重比较研究，目前这一研究取向已经引起各断代史、各专门领域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学者陈红民曾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国际化程度最深，与世界结合最紧的时期，深究下去，民国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均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其他大到社会思潮，小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多有外国影响的痕迹。”[37]晚清民国问题研究必须考虑国际因素，从该时期的纵向时间发展坐标上，从中国已经是国际舞台上一员的全球史视野出发去研究晚清民国问题，将会对此一阶段有着全新的认识。研究人员具有全球史的视野，意味着切不可坐井观天、就事论事，缺乏横向联系的思维与全局整体的眼光。以往的晚清民国问题研究容易忽略国际化与现代化的发展面相，我们应当承认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设计艺术对走向国际化与现代化所作的种种努力与贡献，应当尊重历史事实，客观评述它的功过利弊。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新思想和新艺术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裹挟其中，我国留学生或负笈欧美，或问道东瀛，纷纷学成归国效力，传教士的东来布道等等，使得此时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深切广泛。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设计艺术是更为个体化的表达，近现代各设计师群体或个人力求挣脱地域文化的束缚，以更加自由、激进的创作姿态参与到全球设计艺术思潮和创作中去，因而晚清民国江南地区设计艺术呈现出共性突出、个性复杂的状况。例如，钱君匋用立体主义手法设计《夜曲》的封面，用未来派手法构思《济南惨案》的书面，用报纸剪贴并增加各种形象构成富有达达主义意味的《欧洲大战与文学》的封面[38]，体现了此时期书籍装帧设计师们共通的创作语言。这方面的代表作还包括无名氏设计的《瓶》，叶灵凤设计的《幻洲》[39]《戈壁》[40]封面等，这些体现当时国际上风行一时的设计流派或风格的设计手法，在一些译著上也带有鲜明的印记，例如：《茶花女》[41]《薇娜》[42]《一周间》[43]等。
在全球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我们会发现，此时期我国设计师不仅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输入”影响，而且还把我国的优秀设计作品向海外“输出”，例如，民国六年～民国十三年（1917—1924年）期间，上海民族搪瓷业为抵御外货输入而仿制过面盆，终因技术低下、设备简陋、质量粗糙而未能批量生产。民国十三年，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下，上海益丰搪瓷厂购买了行将倒闭的上海工商珐琅株式会社的机器设备，于次年春开始制造30厘米、34厘米的平边面盆，成为我国最早批量生产面盆的工厂，产品因质地精美而畅销全国，有的海外侨胞甚至将面盆挂在厅堂上当装饰品，以慰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志。同年，益丰厂又创制卷边面盆，并喷上各种设计花样。民国十五年，该厂设计生产的金钱牌面盆获得美国费城展览会珐琅器类的金奖。继益丰厂之后，铸丰、中华等厂也购置机器制造面盆，并在造型和花色上探索设计创新。民国十六年，中华厂创制了34厘米标准面盆和36厘米深型面盆，图案花样有清花题喷、彩花题喷等；同年，益丰厂又试制成功贴花面盆。国产面盆深获民众的喜爱，使民国十七年的进口面盆比往年减少90%以上，至此，民族搪瓷工业在上海形成，搪瓷产品也由模仿式设计、跟风式设计转向原创性设计、反思式设计。为了同日货竞争，各厂改进技术、添置设备，推出了造型和图案各异的面盆、痰盂、火油炉、医用器具、生铁搪瓷制品等，产品由于设计得多姿多彩，制作得精良耐用，使日货搪瓷品相形见绌，而被逐步淘汰出中国市场。搪瓷产品出口也获得迅猛增长，民国二十八年、二十九年，80%产品销往国外；民国二十九年，出口值为民国二十五年的58．73倍。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美国禁运铁皮来沪，搪瓷业一度衰落，各厂被迫减产、停产，外销市场亦告断绝。抗日战争胜利后，海运逐渐恢复，铁皮原料陆续输入，又因频年战争影响，国内及南洋市场对搪瓷品需求甚殷，搪瓷业又出现了短期的兴旺景象。产品内销供不应求，外销更为畅旺，民国三十六年出口值达国币138．72亿元，为民国三十五年的26．84倍。[44]富有民族审美特色的传统器物图案和装饰风格遂借此契机传往海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此时期的艺术专业期刊，也以介绍西方艺术创作、研究现状及发展动向为旨归，如《晨光》《新艺术》《艺风》《亚波罗》等艺术刊物都对西方艺术发展动态予以极大的关注，为国内设计师了解国外艺术发展状况提供了参考。此外，不少艺术社团及其成员还以举办展览的方式，积极与国外艺术界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他们或是主动走出去，将展览会开到域外；或是积极请进来，邀请外国艺术家来华举办中外联合作品展。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与中外交流的桥头堡，得风气之先，成为主要艺术社团及设计师群体集散地，与日本、欧美等国家多有艺术切磋和相与往还。总之，晚清民国时期积极开展中外艺术交流，显示出其包容的胸襟、开放性特征及放眼全球的眼光。中外艺术交流促进了设计观念与方法的更新，为提高中国艺术在国际艺坛上的地位及加强中外文化艺术互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设计艺术不仅是生活之物、艺术之果，就其本质而言，它还是一定地域文化的结晶，反映了民族文化心理，彰显出时代人文精神。设计艺术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不同的地域文化滋养了面貌各异的设计师，使他们的设计创作从精神气质到文化气象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构成晚清民国时期设计风貌整体上姹紫嫣红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而我们可以说，地域文化是观察设计艺术的一个重要维度。设计艺术是地域文化最生动直观的表现方式。我国地域文化南北悬殊，折射在设计艺术中，显现出千姿百态的风格样式。设计师是一定地域文化之子，其价值标准、情感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一定的地域文化影响了一定地域设计艺术的审美生成和美学品格。(www.xing528.com)
从文化的视野出发，阐释、解读设计艺术作品，观照设计艺术的发展轨迹，通过江南地区独特的设计艺术表达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经验，成为研究者新时期面临的重要任务。首先，在研究中不仅要看到地域文化对设计艺术的影响，还应注意超越地域文化，在全球史的广阔视野下思考地域设计艺术的存在问题。其次，不能只看到地域文化对设计艺术的“决定”作用，还应看到设计艺术对地域文化的反作用即二者之间的频繁互动与相互塑造。再次，不应只看到地域文化对设计师的影响以及设计师对地域文化遗产的薪传火继，还应看到设计师对地域文化的反思、扬弃与批判。一方面表现为超越地域文化的局限，如以陈之佛等为代表的现代中国设计师们，主动接受和学习异域文化（西方文化或转道日本学习的西方文化），表现为设计作品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多样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批判性继承地域文化的深刻性，如郑曼陀、杭穉英笔下的月份牌广告画，陶元庆、钱君匋笔下的书籍装帧艺术，张光宇笔下的舞台美术设计、海报与火花设计等，无一不包含了深深浸润中国地域文化的设计艺术经验。
晚清民国江南地区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接触、碰撞、选择、交流、融会中，设计文化体现为发展变化的迅疾性、复杂性、多样性与先进性，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多元格局，设计艺术的演进呈现为阶段性和接续性特点，其间隐含着传承相沿关系。
渐变与突变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主要规律，设计艺术也未逃脱这一规律的牵引。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设计艺术的发展变革虽然受到外来的影响，但总体仍具有“内源性”的特点，其演变发展，或呈现出蜕旧变新，否极泰来，展现新颜新貌；或因循袭旧，抱残守缺，垂死挣扎，发展停滞乃至湮没无闻。上述两种趋势，在晚清民国时期江南地区的设计艺术发展历程中兼而有之，其展现的设计艺术发展结构有分化，有整合，不断寻求自身的变革与转型，表现为传统旧的工艺体系与现代新的设计体系共存共生的局面。前者主要指以师徒传承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如木器、陶瓷等手工艺；后者主要指自晚清西方文化东渐之风劲吹以来，以书籍装帧设计、商业美术设计（如广告装潢、舞台布景、橱窗、报刊版面、商标标识等设计）、服饰设计、纺织品图案设计等为代表的新设计体系的逐渐建构。传统的设计体系发展缓慢或逐渐解体，但新的设计体系并未全面取而代之，二者呈现混融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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