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与“纬”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谶”是用神秘隐晦的语言作为神灵启示人们的预言，如预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包括图像和文字，所以又称为“图谶”；“纬”是用图谶预言诠释儒家的经典[53]，又称为“纬书”，实质上是假托天意来解释经典。东汉的学术思想研究围绕谶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展开[54]，但与以往解释儒家经典的不同在于，西汉好言灾异，而东汉则同谶纬结合紧密，通经致用无非是以经义作为政治的粉饰，繁琐神秘的谶纬其实并无多少学理可言。“谶纬的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祯祥，这正是极合汉代经学家脾胃的。”[55]“董仲舒的著作是谶纬的先导，谶纬是董仲舒思想论著的继承和发展”。[56]
中国古代的征兆思想早在《山海经》中就已有所体现，该书堪称“一部记载奇异现象的百科全书，又是征兆图像的索引”[57]。《山海经》中记载许多奇禽异兽、灵木嘉草，不少条目下往往在描述动植物所处地理环境、形体特征后缀以预言：“见则某事会发生”，例如：“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58]鹿的题材早在周代造物艺术中就很流行，不仅因鹿的性情温和，体型美丽皆可资生，也取其与“禄”谐音，因而被视为吉祥之物。与汉儒不断将帝王身世神话化相伴的是，谶纬吸收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倡扬的“天人感应”思想，从而导致大量的祥瑞现象在汉代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这些瑞兆成为汉室君权神授的有力佐证。
在汉代经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和《白虎通》充满宗教神学色彩的认识论强调下，征兆思想获得空前强化并引起广泛重视。《白虎通》继承了《春秋繁露》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并加以发挥和推演，把自然万物的秩序和社会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提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天地星辰相互比附的关系，认为帝王若德行纯洽，就会阴阳相和、风调雨顺、万物有序、天地出现祥瑞；那么，用祥瑞图像装饰的造物艺术，则是带来好运的预兆。例如：山东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对于墓门画像的文字说明为：“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殃。”“上有虎龙衔利来，百鸟共侍至钱财。”[59]这些祥瑞形象所要表达的愿望即是避开邪殃和多利多财。1972年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北壁左方所画琼楼双阙，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高大桂树，左右各一弯弓射箭之士（射箭象征着猎取富贵功名），榜题所注“立官桂树”，所取“桂”与“贵”谐音，表达了“为官显贵”之意。[60]
描述吉祥征兆的“瑞图”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据载公元前109年，玉芝生于甘泉宫齐房，汉武帝为此特赋诗一首：“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61]西汉文献较少提及此诗中所说的“图”，然迨至东汉，文献中开始频频出现，如班固所作的《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62](www.xing528.com)
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汉宣帝时代又获得神雀、五凤、甘露、黄龙的祥瑞征应，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造物艺术服务于政教，载道、明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特点鲜明。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房脊两侧的大石板上即刻画了几十幅祥瑞图，与之相配的文字榜题说明其名称和作用，这些祥瑞图像包括神鼎（不炊自熟，五味自生）、麒麟（动静有仪）、黄龙（德至渊泉）、白虎（不暴虐）、比翼鸟（德及高远）、六足兽（谋及众庶）、比目鱼（德及幽隐）等等。从《宋书·符瑞志》可以发现，自东汉至南朝的几百年间，见于“祥瑞”最多的当属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的三四年之间，仅麒麟就出现过51次，凤凰出现过139次，黄龙出现过44次；其他各种祥瑞形象也不胜枚举。汉章帝不去考察这些祥瑞是否真实，倒以为是其德被天下的必然结果而沾沾自喜。上行下效，祥瑞形象在汉代造物艺术中频繁出现，例如，汉人常选择鸡、羊或鲤鱼等动物作为铜洗的文饰题材，因鸡和“吉”同音，羊和“祥”字通用，鲤鱼多子，取其“宜子孙”之意，形成普遍渗透于造物艺术中的吉祥文化。随着祥瑞理论在汉代建立后近三百年的发展和风靡，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构成了后世造物艺术中包含吉祥观念的滥觞。迄今，在民间艺人中仍流传着“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的口诀，个中包含的即是，在艺术创作时要选取恰当题材并赋予吉祥的寓意。
汉代基本的哲学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思维基本形态为阴阳五行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天人同类、天人相与、天人相副、以类合之、同类相动的思想，体现了经验主义与方法论层面的重视整体、系统和结构的特征。祥瑞艺术形象的频频出现，以期达到“众庶悦豫，福应尤盛”[63]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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