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总结汉赋的特点时，指出夸张形容、比兴取义为其根本，即“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32]。汉赋浓缩了汉代文化形态特征，以“宏衍博丽”为形式，“义尚光大”为内容。由于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汉代造物艺术亦具有“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特点和崇“丽”的倾向，追求致用和审美融合为一的整体表现力和强烈感染力。
汉代造物艺术思想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在精神上，汉代造物艺术洋溢着不懈求索的浪漫主义进取精神。儒家经学刻板僵化的教条，无法掩盖其生气勃勃的活力，汉代造物艺术犹如万斛泉涌般纵横变化，发扬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后出现的浮士德形象似乎是其隔世跨域的嗣响，虽然二者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迥异。汉人崇尚“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33]，其雄心“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34]。汉代造物艺术门类丰繁，横向展现汉人宏阔志向而整体呈现结构美的特征。
汉初开国君臣多为楚人，表现出对楚国故地热情缠绵、富有神巫特色楚文化的追慕，这有别于北方《诗经》文化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于理性精神的现实倾向。高祖好楚服、乐楚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世人虽将秦汉并称，但“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35]。
楚文化艺术精神与汉初黄老思想的融合，表现为汉人一方面试图通过继承楚骚传统文化中浪漫神奇的艺术想象来理解疆域广袤、万物有灵的自然世界，因而呈现瑰玮奇诡的飞动气象；一方面又从继承楚人的忧患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兵戈扰攘后民生凋敝的现实社会，汉代造物艺术有了这层深沉的忧患底色而含蕴弗穷，因而在千古艺坛独领风骚。秦、汉易代之际社会变革剧烈，连年征战造成哀鸿遍野，纵使“文景之治”带来一度繁荣，亦无法掩盖深刻的社会矛盾和贫富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36]，如何认识“天人关系”，深谙“古今之变”，反思秦勃勃而兴、忽忽而亡的教训，成为摆在汉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股思潮的激荡下，造物艺术也浸透着这种忧患意识，蕴含着宇宙之大疑问，人生之大悲哀，直面并叩问永恒的哲思之谜。
在这种思潮浸润下的汉画像石刻，表现为以飞动之美来承载“道的精神”和“气的生命”，作品笔力雄健，圆劲而以韵胜，沉着痛快。例如，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刻，模仿真实的地面建筑设计而加以缩小，内容包罗宏富，表现题材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祭祀礼仪、纳租入贡、乐舞百戏、庖厨烹饪及贮藏兵器库房等，秩序井然，特别是表现乐舞百戏的画面，俨然是东汉李尤所作《平乐观赋》的生动图解，但凡赋中述及，石刻画迹无不悉备，皆笔携风涛，摇曳多姿：武士“高纵轻蹑，浮腾累跪”，舞女“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人物形象如行云流水般飘逸飞动，洋溢着英雄之气和乐舞精神。汉画像石的作者拥有纵览山河的胸襟，观之如登高临深，富有雄视宇宙、吞吐日月、囊括六合的气概，刻画着汉人的“实录”精神与“爱奇”梦想[37]，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弦。(www.xing528.com)
汉代乐俑主要表现生活场景，具有生动而强烈的戏剧色彩，观之仿佛身临其境，反映了处于强盛期汉代社会生活中生动活泼的一面。从乐俑腾踔飞扬的风采和无拘无束的神态中，感受到汉人在蠲除烦苛之后精神的舒展和不受羁绊的乐趣，乐俑活力四射的生动形象，反映汉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此岸生活的深挚热爱，“纵声乐以娱神”。
汉赋拥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的雄心壮志，融贯其中的是楚骚浪漫主义激情，汉代造物艺术思想与汉赋思想在包容开放的大文化背景下，其特征其实无二。“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意味着艺术创作“缘情”而发：汉墓帛画中频频出现天上的神仙珍禽，凡间的人兽虫鱼，地下的鬼怪魑魅，往古的神话人物呈现出飞动之姿和瑰奇之态，几乎把天上、人间、地下的万千气象荟萃于方寸尺幅之中，令人有想落天外之感。广州东汉墓出土的舞俑和绍兴出土的青铜镜舞女像以及玉舞人像，显现南国娱神酬神的妍姿冶媚，双袖飘举，随风转折，予人以飞燕惊鸿的炫目动人印象。汉人善于把神话传说和夸张想象融为一体进行创意抒情，营造出宏大灏邈的艺术境界。“秦汉而还，多事四夷”[38]，汉人渴望奋发有为、建功立业、扬名后世[39]和个性自由发展的迫切要求相结合，使汉代造物艺术充满着纵横八极、意致高崇、与天地同呼吸的鲜明情态，展现出俯仰宇宙、纵览古今、无所不包、穷形尽相的艺术形式，表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神欢会、死生同域的开阔视野和磅礴气势，皆殿庑阔大。荆楚文化的神巫色彩经屈骚的演绎，直接影响了汉人艺术审美心理的建构，表现为神话与现实、历史与想象相互激荡、融成一片的气概。造物艺术充满了离奇变幻色彩，各种形象自由驰骋、腾跃有势、气完神足、笔墨酣畅，见出庄子所推崇的“洸洋自恣”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汉人对于自然景物不是冷漠地静观，而是热烈地赞叹，借以抒发胸臆中强烈的人文理想和雄健的精神追求，构成深邃绵邈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汉代造物艺术中富含的想象包蕴炽热情感是其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其神韵飞动的作品非务胜人而务感人，无愧于真正的艺术创造精神。我们或许可以说，汉代造物艺术想象之瑰玮，出于《离骚》浪漫主义精神；汉代造物艺术意境之雄放，得于《庄子》《列子》诸家精义；汉代造物艺术之炽热情感，源于北方《诗经》的诗、乐、舞相统一的艺术精神[40]。西汉初造物艺术热衷直抒胸臆、意尚慷慨、情感表现鲜明强烈，反映出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的觉醒，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明舒惨，本乎天地之心”[41]，迨至西汉末，扬雄进一步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强调艺术作为创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这一重要特征，而非以充当“载道”或政治教化的工具为旨归，成为开启东汉王充“真美”观的先声，并直接影响了此后六朝时期以情感动人为美的审美倾向和抒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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