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伍变数：《周易》象数观念对古代造物影响

《系辞上》曰：“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15]古代中国人所尊崇的神秘数字，使其看起来合乎自然的道理，《周易》由数字化构成的宇宙图式犹如造物主的精确设计，天地、星辰、日月、三才、四时、五方、八卦、九州、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日，皆由数字加以概括统领，这些构成了神圣、沉默而有序的宇宙法则，都向人们暗示、隐喻着宇宙秩序与规则的意义，或者可以说，运用数学的方法为整体的系统综合设计服务。“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6]王世襄先生在研究中国古代家具时注意到，工匠们对数字的尊奉和敬畏，例如，他指出，在《鲁班经匠家镜》中有一些家具记载的条款，反映了古人对数字尺寸的观念，“如大床转芝门可以宽达九寸九分，但切忌一尺大，这一分之差，竟至如此之非同小可”^[17]。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对《周易》象征“天”的数字——九或九的倍数这些数字的敬畏，因为一为数之始，九为数之极，故“始于一，终于九焉”。“九”为老阳之数，金之成数，在九宫中为离、为夏至，居于南方，为阳之极，按照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原则，任何事物走到极点，就要向反面转化，故古人尽量避讳。

中国古代器物的制造，凡是涉及功能、形式的问题，无一不与尺寸、大小有关，也就是往往体现为“数”的问题。《周易》的象数观念对中国古代造物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例如，综观先秦造物典籍《考工记》一书，谈到器物的尺寸变化时，往往以“三”为基准而变或以“五”为基准而变。三去其一，即得出另一尺寸；五去其一，又得出另一尺寸，如此等等的事例俯拾即是。以《考工记》造车为例，在《舆人为车》一节提出了“叁乘”（三者相称）的观点：“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叁如一，谓之叁称。”^[18]提出了造车时各部件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确定的，车轮直径、车厢宽度和车辕前端的横木长度是相等的。再进一步细分车厢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叁分车广，去一以为隧。叁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后，以揉其式。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为之较崇。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叁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叁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叁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叁分轵围，去一以为树围”^[19]（见图1－3）。显然，上述尺寸不是具体部件的绝对尺寸，而是一种借助数字比例来确定各部件之间的最佳关系，《考工记》对器物制作中关于数的变化的论述合乎《周易》所说“叁伍以变，错综其数”之意，绝非巧合，可以充分说明制器造物与卦象构成法则与先民在物质生产中对数的变化、比例的认识与处理密不可分，从而形成组合多样、变化多端、错落有致、杂而不乱的“形式构造方法”。^[20]这些数字的结合是依据某些具有固定关系的事物，并积淀为相对稳定的具有一定比例的数字结构组合模式。可见，“《考工记》是按照《周易》六十四卦和太极八卦全息建构的方式来完成其……设计”。^[21]

图1－3　中国旧式的车(www.xing528.com)

这种数字比例关系实际上还蕴含着朴素的人机工程学思想，即重视“人—机”关系，明确提出造物须服务于人，人是器物的使用者，上面提到的造车时车轮直径是车子设计的数据起点和逻辑原点，而车轮直径的选择依据则是由人的身高和上下车的舒适便利性确定，所以，归根结底，人是设计考量的真正原点和中心。《周易》的象数观念同样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建筑设计，例如，梁柱体系中的开间（由四根角柱围合而成的矩形空间）和建筑的关系，犹如“模件与单元的关系，开间的数目增加，其尺度以及所有木构件的规格也会成比例地加大。建筑及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产生”^[22]。经过精确测量，学者们认为：很“明显存在着一个依据尺度而确定的建筑级别。建筑的绝对尺寸因等级有别而各不相同，但其尺度比例则保持不变……这个法则在千年之后的《营造法式》中发展为庞大的理论体系”^[23]。李约瑟博士在关于中国建筑的讨论中，认为开间也是“模件”，强调其中包含了以人为本的数字尺寸和规模。^[24]

中国古代建筑中早已体现了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包豪斯（Bauhaus）发展出来的模数概念（模件并非可以互换的部件而是一个标准单元，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数字比例关系可以设计、计算出其他部件尺寸），注重相对尺寸而非绝对尺寸，是中国建筑学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其中恰好体现了《周易》一开始即奠定的象数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在绵亘长达四五千年的时间长河中，从未中断过，为世所罕见，它具有使其民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因而富有极大的价值和生命力。《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性著作，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需要我们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走向新的综合。《周易》所表现的通过观察局部进而把握整体的思想并非孤立的，西晋陆机的《文赋》中提出，艺术创作宜“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可以说是其隔代的回响，与上述思想一脉相承。将《周易》倡导的“制器尚象”思想和模数化观念与现代的系统设计、情感化设计、体验设计、生态设计、跨学科设计协同理论、产品语义学、人机工程学理论等结合起来，提高设计的定量化、数字化、明确性和有效度，为新的本土化、地域化设计创意提供可资参考的探索路径。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家史华慈先生（Benjanmin Schwartz）曾说：“思想史不应该比作博物馆，而应该比作图书馆，即它所保存的过去的东西，也许有一天又会有某种参考用途。”^[25]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代的价值和生命力，她可以在21世纪的今天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发表于《美术与设计》（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