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壮大，中国八十年摘要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的扩张，作为它们对立物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二百万人。⁽⁵⁾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一千二百万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就地区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广州、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其中，上海约有五十万人，武汉约有四十万人，天津约有三十万人，香港约有二十五万人，广州约有十几万人。就产业来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造船、航运、丝厂、卷烟厂等部门的大中型企业。其中，矿山约有近六十万工人，铁路约有十四万工人，工厂约有一百零二万工人，轮船航运业约有十五万工人。以上海为例，据统计，在五百人以上工厂做工的，占全市产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至六十。这一高度集中的特点，十分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战斗，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的灌输。

上海怡和丝厂工人劳动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所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建筑在中国工人阶级血汗劳动的基础之上。

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长达十二小时，有的长达十五六甚至十八小时。如江苏纺织厂，每日“分作日夜两班，各作十二小时，不论男女老幼皆然”。⁽⁶⁾在连续十二小时的紧张劳动中，大多数纱厂都不许因休息或吃饭而停车，工人只能在最饿时才吃饭，一边看守织布机、缫车或纱锭，一边吃一两口饭。1916年6月，《妇女时报》第十八号在一篇《上海贫女生涯之调查》中写道：“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不仅每天劳动时间长，而且绝大部分工厂星期日也不休息。中国厂矿当时大都沿用旧历规定，在过年前后停工若干天，端午、中秋放假一天，最好的情况也只有十天一停工。病假、事假更是按日扣发工资，逼得工人往往带病工作至死。“清早轻雾白洋洋，起造一间洋纱厂。纱厂要用大姑娘，吹起波螺就进厂。姑娘进厂像朵花，姑娘出厂像鬼样。”⁽⁷⁾工人的歌谣，揭露了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上的最高限度，并且突破了劳动日的纯粹生理上的最高限度。”⁽⁸⁾(www.xing528.com)

中国工人的一般工资，每天约两角至三角银元，很少有三角五至四角的。与外国的同工种工人相比，一般只占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悬殊大的甚至只占几十分之一。据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统计：外籍职工仅占全公司职工总数百分之五，他们的工资却占全公司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女工、童工的工资则更低，一般丝厂女工每天只有六分至九分钱的工资。即使如此微薄的工资，还要受到中外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克扣，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吞噬。上海德大、厚生纱厂规定的普通罚例多达九十二条，“出言不逊”也在罚款之列。包工老板通常从工人身上榨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利润。工头在逢年过节，还要向工人敲诈“礼物”、勒索银钱。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高涨以及铜元的不断贬值，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悲惨。

工矿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事故层出不穷。资本家只顾榨取利润，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缫丝厂女工，终日将两手泡在烫水之中，皮破血流，还在那里继续不停地操作。日本经营的抚顺煤矿，1913年至1917年间，发生事故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八次，平均每天九次；死伤七千二百八十人，平均每天四人；1917年1月11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惨死。在安源煤矿，工人死亡的代价是每人十六元安葬费，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却值六十元！

中外资产阶级将封建主义的“棍棒纪律”和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封建主的暴虐和海盗的凶残，一齐强加在中国工人身上。他们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人身自由上，剥夺了中国工人的任何权利和地位。工人进出厂门要被“抄身”。在厂里，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资本家立即密报巡捕房前来捉拿，由会审公堂判刑坐牢。封建军阀历来视罢工为犯罪行为。1912年4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1914年3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将“同盟罢工”定为骚扰“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的犯罪行为。同年8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干脆宣布要“采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