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心情十分沉痛。为了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军阀统治，孙中山曾经发动“二次革命”，领导护法运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在护法军政府中，孙中山艰难支撑一年之久，结果“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13)错误和挫折使孙中山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管是西南军阀或者北洋军阀，都是国家的大祸害，“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14)
孙中山把民国元年确立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看成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但是，列宁早就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15)几年来，孙中山百折不挠，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中，败而不馁，踣而复起。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组织不起既能团结群众又能进行战斗的革命政党，手里更没有自己的革命军队。护法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什么号召力，因为约法也好，国会也好，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以致民众“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16)而且孙中山把护法的希望寄托于西南军阀身上，败局则是必然的。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已走入绝境。吴玉章深沉地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17)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历史的行程已经表明，领导这个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重担，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肩负。
(1)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11页。
(2)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7页。
(3)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4)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3页。
(5) 爱新觉罗·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光明日报》，1962年7月9日。
(6) 《郑孝胥丙丁日记》，丁巳年，《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74页。
(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100页。
(8) 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221页。(www.xing528.com)
(9)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116页。
(10) 《总理演讲新编》，第131页。
(11) 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3页。
(12) 因其领袖王揖唐、曾毓隽都是安徽人或福建人，会址又在安福胡同，故时人称为“安福系”。
(13) 《孙中山复港商陈赓如函》，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函札”，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311页。
(14) 《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续集》第1集，第3辑，第29页。
(15)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
(16) 《制定宪法大纲宣言》，《中山丛书》（4），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1页。
(17)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笫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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