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倒行逆施，爬上皇帝宝座，是袁世凯反革命权力的顶峰，也使他临近死亡的深渊。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个政权大搞特务警察统治，“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等机关，豢养了一批秘密侦探，随意抓人杀人；各省也先后成立了“军法处”“探访局”之类特务机关，镇压革命人民。袁世凯连续颁布《暂行新刑律》《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剥夺了《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享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和“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各项基本权利。《报纸条例》及《出版法》的公布，又使特务警察机关可以随便用“妨害治安”等理由查封报社、报纸，逮捕编辑、记者，钳制人民思想，扼杀革命舆论。帝制复辟甚嚣尘上之时，北京城厢内外警探密布，茶馆、饭店等公共场所，遍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警官崔启勋愤懑难抑，信笔写了一副对联“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有人投书告密，崔启勋即被袁世凯处决。袁政府还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1914年春下令恢复旧税，增收新税。这一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搜括田赋。据统计，从1913年到1916年，印花税增加八倍，烟税增加三倍，统捐、统税竟增加了六十倍。
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全国各地农民奋起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白朗起义。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912年率领几百农民武装在河南中部起义。第二年春，他提出“打富济贫”的斗争口号，号召饥民参加起义队伍。不久，一举攻克禹县。此后，转战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陕西五省，队伍扩展至几万人。1914年，受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的启导，白朗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以“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之政府”为战斗目标。袁世凯惊慌失措，派二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甚至雇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驾驶飞机，跟踪追击。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虽然在1914年8月失败了，但它削弱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出后，人民愤怒地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掀起大规模反日爱国运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各界人民组织“反日同志会”，号召全国抵制日货，不忘国耻。各地日资企业工人，不顾军阀镇压，奋起罢工。北京、汉口等地人民，上街游行示威。爱国学生集会演讲，甚而“刺血上书”“断指自誓”，宣传救亡。斗争从通都大邑发展到穷乡僻壤，海外华侨也纷纷谴责卖国政府。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得“二十一条”从一开始就未能生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他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这个党声明“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25)这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中华革命党不断派遣党员，在上海、山东、江苏、广东等地联络军队组织反袁暴动，并于1915年12月在上海发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但因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重犯了单纯军事冒险的错误，所以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批国民党人，因不赞成用按指模和立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入党条件，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活动。总体上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并没有取得全国反袁斗争的领导权。
正当反袁怒火在全国越烧越旺之时，袁世凯却火上加油，悍然称帝。尽管他在称帝之日，颁发禁令，杀气腾腾地威吓人民说，谁敢反对他做皇帝，谁就是“背全体国民之公意”。但是，各地人民并没有为其淫威吓倒。陕西哥老会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口号，发布讨袁檄文，集结十八股有快枪、马炮的队伍，转战渭河流域。河南人民继白朗之后，又一次起兵讨袁。山东各县人民在革命党配合下，纷纷暴动。各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对袁世凯称帝也愤激异常。
在全国反袁怒潮高涨的基础上，“护国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12月25日，即袁皇帝“登极”前一个星期，云南省宣布独立，蔡锷等组成“护国军”，点燃了护国战争的火把。
进步党本是袁世凯的附庸。但是，当梁启超1915年初确悉袁世凯要复辟帝制时，他判断帝制必败，因而谢绝二十万元重赏，不愿入其彀中。8月，帝制丑剧紧锣密鼓，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表明自己的反袁立场，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及至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袁的败亡指日可待时，梁启超就与蔡锷策划，发动护国运动。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是梁启超在湖时务学堂的学生，辛亥革命时在云南响应起义，任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家。在梁启超秘密策划下，1915年12月初，蔡锷潜渡日本，再经香港转赴云南，联合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反袁的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1916年1月，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讨伐袁世凯。
云南独立后，袁世凯向外国公使保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以内准可完全扑灭。然而，时局的发展和袁世凯的预料完全相反。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三省联成一气，再加上广东军阀龙济光，于5月合组“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与袁世凯政权对抗。袁世凯色厉内荏，一面派北洋军在各地加紧“戡乱”，一面乞求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支持。但是，忙于大战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力兼顾远东，救不了袁世凯的命。狡猾的日本眼见袁政权朝不保夕，决定将它一脚踢开，另在反袁势力和其他北洋军阀头目中扶植新的统治工具。日本政府不但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与冯国璋暗中联络，公开指责袁世凯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而且串联各国拒绝接受使用“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世凯走投无路，只得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用“洪宪”纪年，被人们戏谑为“中西合璧”的“总统皇帝”。“太上皇”脸色变了，走狗只好自寻退路。2月25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延缓“登极”。
这时，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原来都以总统继承人自许，期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凯的班。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再唯袁之命是从，更不愿为帝制卖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关节，并和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联名密电袁世凯，要他取消帝制，交出权力。
袁世凯陷入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既失去了主子的信任，又失去了亲信的支持，惴惴自危，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总共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
帝制是撤销了，但袁世凯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人民当然不答应。《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痛斥袁世凯“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严正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全国各地发出通电，要求审判袁逆的滔天罪行。袁世凯的心腹们见大势已去，为了保住地位，相继宣布独立。5月22日，他最忠实的鹰犬四川督军陈宧，也通电宣布“独立”。29日，湖南督军汤芗铭又宣布“独立”。这时，袁世凯众叛亲离，形影相吊，真正成了一名“孤家寡人”。他手里拿着一份份电文，汗流浃背，目眩头晕，从此一病不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曾经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在举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26)
(1) 陆纯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1卷，“文辞”，第12页。
(2) 同上书，第16—17页。
(3)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资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6页。
(4)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5页。
(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47—948页。
(6)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1卷，“文辞”，第15页。
(7)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75页。(www.xing528.com)
(8) 《中华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05、703页。
(9) 同上书，第729页。
(10) 《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卷，第1号。
(11) 《中国以何方救危论》，《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16—817页。
(12)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政令”，第51—52页。
(13) 《尚贤堂记事》第5期，第1册。
(14) ［美］李佳白：《孔教之窥见一斑》，《孔教十年大事》卷5。
(15) 《中国宗教之前途》，《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16) ［俄］盖沙令：《孔教乃中国之基础》，《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17) 《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18)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91页。
(1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90页。
(20) 同上书，第170—172页。
(2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57页。
(22) 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2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75、277—284页。
(24) 梁启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盾鼻集》，“论文”，第23—2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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