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势必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那里寻求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也愿意有条件地给他撑腰。
当袁世凯派大儿子袁克定去德国时，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密信复袁，答应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劝进”，说什么：“人民要阁下做皇帝即做皇帝，这是贵国内政，且出于人民公意，外国不应干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也怂恿袁世凯称帝，“亟盼它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日本则纵横捭阖，一面支持袁世凯称帝，如驻华公使日置益表示：“日本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则必赞成”；一面又与各派反袁势力相联系，以便钳制袁世凯，并在必要时换马。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和美国则趁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本更妄图一举独吞中国，它借口对德作战，于9月派兵强占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宣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18日，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置益在怀仁堂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软硬兼施，既说“日本人民类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又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18)“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19)露骨地表示要以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的交换条件。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主要内容是：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2）要求在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九十九年；（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筹办铁路矿山、建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
日本的野心是妄图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应允；同时，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5月9日，袁世凯派陆征祥、曹汝霖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号以后协商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www.xing528.com)
袁世凯有资本主义列强撑腰，复辟气焰更加嚣张。1915年8月3日，他授意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鼓吹帝制。古德诺诬蔑中国人“民智低下”，“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20)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竭力鼓吹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才能“立宪而强”。
古德诺的文章出笼不久，袁世凯的爪牙便呼应而上。以杨度为首，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并借重严复的大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组成“筹安会”（取自“以筹一国之治安”之意）。他们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经费，打着“学术团体”的幌子，公开为帝制摇旗呐喊。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它派出专员赴全国各大城市鼓动。9月1日，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开会，各省文武官员或函电交驰，或派代表进京，请愿实行帝制。袁世凯急于称帝，又要盗用民意，于是装模作样地派代表到参政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21)
袁世凯的宠臣梁士诒，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一瞬间，北京冒出各种“请愿团体”，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迫不及待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为了加快帝制步伐，“甚至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呈袁阅览”，以“说明全国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22)有了如此“民意”，参政院决定在10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是否改行“君主立宪”。在袁世凯指挥下，各省当即选出“国民代表”，开始“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汇综“全国民意”，结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的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书”都一字不差地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2月11日中午，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推戴书”时，故作“谦让”，说什么“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当天下午，参政院再度“劝进”，袁世凯不再辞让，一刻钟内，参政院拿出好像当场写成两千余字的“推戴书”，称颂袁世凯有“经武”（创练新军）、“匡国”（镇压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卖国外交）六大“功烈”；而且“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既然今日“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宜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于是，袁世凯在“尊重民意”的旗号下，大言不惭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23)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定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稍后，梁启超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袁世凯的所谓“民意”，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千百万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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