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举行祀孔盛典，尊孔逆流席卷全国

袁世凯虽然做了终身总统，但并不满足，他想的是当皇帝；而被推翻了的清王朝，做梦都想“恢复祖业”，“光复故物”。因此，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有两股复辟势力在蠢动：一股是以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一股是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清王朝残余势力。两股势力，在捧袁世凯还是捧溥仪（即宣统）作皇帝这一点上虽有争斗，但“尊孔”复古，借助于孔子的亡灵搞复辟，则完全一致。

康有为早就攻击辛亥革命是导致“国危民悴”“纪纲尽废”的“暴民之祸”，咒骂民主共和是“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⁸⁾

1912年6月，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把孔子推崇为通天教主，宣扬“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⁹⁾据此，其门徒陈焕章于这一年10月在上海纠集一批前清遗老，发起组织“孔教会”。袁政府教育部立即予以批准，称赞“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¹⁰⁾1913年9月，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会后，总会迁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出现孔社、孔道会、尊孔文社、宗圣会等尊孔团体。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康有为公然倡议：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上帝”，恢复祭天祀孔，规定“凡入庙而礼孔圣者，必行跪拜礼”，康有为还大肆鼓吹复辟，胡说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只有让“旧朝旧君”复辟，才能弭乱息争。⁽¹¹⁾

对于康有为的尊孔言行，袁世凯心心相印。1913年6月，他向全国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一面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一面大骂辛亥革命后“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叫嚷要用“礼义廉耻之防”来“遏横流”，“正人心”。⁽¹²⁾1914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绣有四团花的古怪祭服，下围有褶紫缎裙，由侍仪官及侍从武官前导，在孔庙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声势赫赫的祀孔盛典。各地文庙，也都由地方长官主持祭孔。12月23日，袁世凯又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坛顶礼膜拜，重演了封建时代“君权神授”，以“天意”压制“民意”的把戏。教育部则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宪法草案》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滚滚逆流，遍及全国。

袁世凯穿着古怪的祭服举行祀孔典礼(www.xing528.com)

这股逆流的出现，也与西文国家推波助澜分不开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高等顾问，他声称：“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¹³⁾“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他竭力鼓吹基督教与孔教应“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以防“社会之骚动兴起”。⁽¹⁴⁾英国威海卫行署长官庄士敦（R．F．Johnston）喧嚷：“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于善良矣。”⁽¹⁵⁾沙俄贵族盖沙令（Keyserling），辛亥革命后窜来中国，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¹⁶⁾

袁世凯尊孔祭天，目的是复辟帝制。这一点，当时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派识破。《通令尊崇孔圣文》一出笼，《中华新报》就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袁世凯是借祀孔子之名，行帝制复活之实。孙中山坚持“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的斗争，1915年发布讨袁檄文，斥责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¹⁷⁾

伴随着尊孔复古的紧锣密鼓，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以孔子作“敲门砖”，演了一出“皇帝梦”的复辟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