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第八师参战，赣宁之役实录

袁世凯接到宋教仁已被刺的消息，心中甚为高兴，在表面上却假装十分震惊，连忙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以后，他又装出痛惜的神态。3月21日，他通过国民党上海交通部致电宋教仁，假惺惺地表示慰问。次日，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及民政长应德闳连发两封电报，要他们“迅缉真凶，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还提出对黄兴等革命党人，也要妥为保护。

袁世凯在故作姿态对全国人民进行欺骗的同时，暗中却在为消灭国民党而进行周密的部署，利用他所控制的报纸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诬称宋教仁的被刺是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欲使国民党自行分裂。当应桂馨及其收买的凶手武士英先后被逮，并从应桂馨的住宅搜出电报密码和密电多件，案情的真相大白，袁世凯又百般狡辩，矢口否认他与此案有关。并指使洪述祖潜入青岛租界，暂行躲避。上海组织特别法庭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出庭对质时，袁世凯通过他的所谓“义女”、孙毓筠的妻子金珠，收买因行为不端而被天津女校开除的滦州女生周予儆，要她到北京检查厅“自首”，诡称黄兴在各地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暗杀的“血光团”，她是奉黄兴之命，前来北京暗杀军政要人的。北京检查厅根据这个编造出来的假案，传讯黄兴到法庭听审，借以抵制上海特别法庭对赵秉钧的传讯，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

以军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凯十分清楚，单凭口舌并不能达到消灭国民党的目的。因此，他除了耍弄无耻手段，极力给案情制造混乱以外，更加致力于物质方面的准备，以便诉之武力。他同帝国主义各国的驻华公使多次密商。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公布宋案证据的4月26日晚上，袁世凯以全国的盐税作担保，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以购买武器和其他装备。5月1日，赵秉钧提出辞职后，袁世凯马上派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进行备战。在5月6日和15日，连续召开两次军事会议，制订了具体用兵计划。还拨给湖北一百万元军饷，使黎元洪为己所用，一旦战争爆发，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另外，他又以一百六十万元的高昂代价，促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者合并，以便在国会中抵制国民党，充当他的打手。到5月下旬，袁世凯在各个方面大体安排就绪后，便向国民党人寻衅挑战。他要梁士诒等公开转告国民党人：“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并且汹汹地嚷道：“即说是袁蔚亭说的，我当负责任！”⁽¹⁰⁾袁世凯已经准备同国民党人兵戎相见了。

宋案发生，全国人心鼎沸，“国贼”“国贼”之声，震遍寰宇。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猛醒过来，看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一闻宋教仁被刺的噩耗，立即返国。3月27日到达上海，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指出，袁世凯排除异己，是杀害宋教仁的主犯，法律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并主张联络日本，进行“速战”，以先发制人，迅速开展斗争。谭人凤也从北京赶到上海，向孙中山和黄兴建议，派人促使湖南、广东、云南三省赶快独立，然后再传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连一贯主张和平的蔡元培，也深深感到，“往日希望和平之美意，诚不能不谓之失望”，必须分清正当战争与不正当战争。黄兴虽然一度主张法律解决，但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仍然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他派密使到湖北送信给蒋翊武及其他将领，提醒他们要提高警觉，并建议同派去的密使商讨今后的行动。可是，国民党在组织上非常软弱无力，内部意见又参差不齐，所以时间过了两个多月，对袁世凯的讨伐还是停留于口头上，未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在国民党人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被袁世凯的张牙舞爪吓倒。他们一方面奔走于南方各地，反对武力讨袁，同时与进步党理事张謇等人搅在一起，出面进行所谓“调解”活动。袁世凯并不接受任何人的调解，尽管他也写信对汪精卫大加吹捧，说什么“执事（指汪精卫）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俯视尘垢”，还要汪精卫晋京“以罄心曲”，⁽¹¹⁾但他对作战计划丝毫不放松。6月初，北洋军的第二、六两师已全部进抵武汉；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都督，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发表通电，既对南方的讨袁派进行攻击，也反对从中进行调解。而在北京的江西籍官吏，则以“人民代表”的名义，要求袁世凯对江西都督李烈钧加以制裁。袁世凯见时机已到，就于6月9日下令免除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14日和30日，又分别下令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撤职，分别改任为西藏宣慰使和陕甘筹边使。

在袁世凯的步步进逼之下，革命党人不得不起来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从上海返回江西湖口，召集旧部，举行起义。江西首先宣布独立，并且广发檄文，揭露袁世凯的种种罪恶，号召人们起来参加反对袁世凯专制的正义斗争。黄兴也明确宣布：“法律解决，既已无效，乃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¹²⁾14日黄兴赶到南京，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又于15日组织江苏讨袁军，任总司令，誓师讨袁。7月17日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组织安徽讨袁军；18日陈其美组织上海讨袁军，宣布上海独立。此外，广东、福建、湖南和四川等省区也相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准备北上。孙中山则辗转于上海、澳门、香港之间，召集讨袁力量，发表讨袁宣言和通电，决心同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一样，与袁世凯进行一场大决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因主要战场在江西、南京，又名“赣宁之役”。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对封建专制势力的一次反击，有相当的规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个省区。在革命党人的指挥下，江西和江苏的讨袁军都同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浴血奋战。李烈钧部起义军在起义的当天，同北洋军李纯部进行了激烈战斗。南京第八师的部分官兵在17日开到徐州以北，立即布阵作战。他们自韩庄散开，东西策应，追击敌兵十数里，经过利国驿、韩庄直抵运河南岸，全线获胜。当冯国璋和张勋两部大军进攻南京时，讨袁军又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紫金山三得三失，天堡城五得五失，一直坚持了二十天。

可是，由于革命党人没有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各地讨袁军的行动很不一致，况且在军事上也处于相当大的劣势，又没有有力的后援，所以讨袁军不久就被优势的袁世凯北洋军各个击破，各省的独立也相继取消。至9月1日，北洋军攻陷南京；9月12日重庆放弃，持续两个月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了。

(1)　《辛亥革命回忆录》（5），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2)　《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9页。

(3)　《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www.xing528.com)

(4)　《与〈亚细亚日报〉记者之谈话》，《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0页。

(5)　《同盟会本部总务部通告海外书》，《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9页。

(6)　《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7页。

(7)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1—172页。

(8)　《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7页。

(9)　同上书，第496页。

(10)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49—50页。

(11)　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7卷，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版，第6页。

(12)　《致各友邦通电》，《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