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欲和野心极大的袁世凯,决不愿意充当一个受法律约束的总统。他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高位,就把《临时约法》践踏在脚下,利用权势地位,向全国接二连三地发布军令和政令,要各军一定服从中央,要全国听从他的指挥。他迫使黄兴把南京留守府统率下的赣军、浙军、桂军、粤军等将近三十万兵力,几乎全部遣散;而其自己的嫡系武装北洋军队却大肆扩充。此外,又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以换取对他的承认和支持。然而,在全国人民面前,他却装腔作势地邀请孙中山和黄兴晋京“面商国事”,对孙中山提出的各种建议频频点头称是,甚至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豁达大度的政治家和共和制度的积极拥护者。
袁世凯要实行专制独裁,对于任何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都容纳不下。所以,他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也大费心思。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能量很大,手腕也较灵活。正是因为这样,袁世凯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他控制在自己手中,最低限度也要使他无法妨碍自己的独裁统治。因此,他对宋教仁百般笼络,说了许多赞许的话。当宋教仁提出辞职以后,袁世凯又一再进行挽留,甚至放出烟幕,称自己有意要让宋教仁出任国务总理,继陆征祥之后组阁。
宋教仁对袁世凯并没有任何好感,他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1912年10月18日,他离开北京南下,去南方布置各省为正式国会的选举事宜。袁世凯赠以五十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他如数退还,拒绝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就起了暗杀的念头。他密令心腹赵秉钧谋划,赵秉钧又委洪述祖、程克两人主持其事。他们物色到上海的流氓头子应桂馨具体负责执行。
宋教仁在湖南桃源老家住了一个多月,1913年1月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发表长篇竞选演说,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揭露,对北京临时政府的政策进行抨击。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其中说道:“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6)随着形势的变化,宋教仁的思想也在发展。鉴于要袁世凯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是很难行得通,宋教仁正在秘密酝酿选举黎元洪为总统,以保证充分发挥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他在武昌访问黎元洪时,对黎元洪说:“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这一谋划不仅为袁世凯的密探所获悉,而且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无疑地对袁世凯是致命的一击;况且正式国会的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获得胜利。在参、众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三百九十二席,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所得总和只有二百二十三席,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国民党占了绝对的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的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这更使袁世凯坐立不安。(www.xing528.com)
为此,袁世凯要阴谋杀害宋教仁的进行速度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给应桂馨一封密函,写道:“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25日)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7)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即指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喽啰匿名投稿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诬蔑和攻击。袁世凯在接到3月14日应桂馨关于“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日就发出“寒(14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正式下达了杀害宋教仁的命令。
宋教仁正沉醉于正式国会选举的胜利。他以全国第一大党的领袖自居,自诩未来的总理,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应付未来国会的党略,起草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别人已发现袁世凯将有不轨行为的端倪,劝他应有所戒备,他却说那是“杯弓蛇影之事”。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很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只对国民党员说:“他(袁世凯)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8)他万没想到袁世凯已伸出毒手。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晋京,他便决定于3月20日乘夜车北上。
十时四十五分,宋教仁和黄兴等走出上海沪宁车站的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刚走到剪票处,忽听到一声低低的手枪射击声,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倒在一张铁椅子上,说:“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他,竟使凶手安然逃去。
宋教仁被送进附近的铁路医院里进行抢救,神志还比较清醒。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正是袁世凯,所以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并最后赠言,他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9)22日凌晨,这个年仅三十一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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