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引发袁世凯愤怒，袁继任临时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袁世凯大为恼怒。他宣称唐绍仪逾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¹⁰⁾对商定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一概拒绝承认。又唆使北洋喽啰段祺瑞、冯国璋和姜桂题等人发表通电，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朝王公贵族拿出钱来，继续同革命军作战。一阵刺耳喊战之声，甚嚣尘上。

帝国主义为了把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扼杀在摇篮中，也同袁世凯紧密配合。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希望袁世凯来解决“南北争端”，而且继续把海关收入交给清政府支配，分文不给南京临时政府，更不提供任何贷款。他们援引《辛丑条约》的有关条款，派兵进驻京奉铁路京榆段（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以阻遏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对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部分革命党人坚决主张进行抵抗，要求孙中山当机立断，誓师北伐。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中进行阻挠。也有些革命党人则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算成功，至于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一再强调经济困难，缺少军事力量，对斗争胜利的信心不足。汪精卫、胡汉民都提出要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表示：“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¹¹⁾并极力劝告孙中山“毋使我辈负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势力，有增无已。

美国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对革命军进行威胁

其实，袁世凯并不真想同革命军继续作战，他之所以耍弄这套把戏，无非是想从革命党人手中勒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而已。因此，南北双方的议和虽然表面上陷于停顿状态，但实际上仍在进行秘密交涉。唐绍仪辞去全权代表职务，却以袁世凯个人密使的身份出现，照旧同革命党人频繁往返。1月14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在给唐绍仪的密电中提出：“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¹²⁾唐绍仪通过伍廷芳把这封电报转给孙中山，要孙中山对此明确表示态度。

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当然知道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责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但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他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施加的重重压力，也不能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不得已于1月15日致电伍廷芳，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¹³⁾以此作为对梁士诒密电的答复。

袁世凯见大总统的位子确实已有把握，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进行“逼宫”。1月16日，率同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几番争吵，毫无结果。

袁世凯不仅逼迫清帝退位，还想推倒南京临时政府。他在征得朱尔典的同意后，19日派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的主张，并且电告伍廷芳，要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后的四十八小时内解散。他想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统一全国，独掌大权的局面。结果事与愿违，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的王公贵族一边。1月22日孙中山则发表声明，指出：“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¹⁴⁾从而把南北议和的真相公诸全国。

主要由王公贵族中的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人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他欺负孤寡，甘当王莽的后裔。为了防止遭到宗社党人的暗算，袁世凯除调第三镇曹锟的一部分新军驻扎天坛以外，还接见中外记者，声称他绝对没有攫取总统之心。孙中山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即于1月29日致电伍廷芳，痛斥袁世凯的“种种失信”，并指出：“若因此而再起兵衅，全惟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¹⁵⁾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感到两面受挫，处境极窘，立即在暗地里加紧“逼宫”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不久前还通电主张君主立宪的段祺瑞，1月26日领衔以前线四十六名将领名义致电清廷：“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¹⁶⁾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出使各国的外交官刘玉麟、沈瑞麟等也都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恰在这时，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人人胆落。隆裕太后万般无奈，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交涉，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款，规定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皇室费用每年四百万元，由民国拨给；清帝暂住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原有私产，由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条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颁发退位诏书。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为了使袁世凯离开其经营多年的北京老窝，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孙中山特意在咨文中附带提了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2）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再行解职；（3）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18日派蔡元培为专使，汪精卫、宋教仁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予热情招待，表示极愿南下，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又装腔作势地与陆军各统制和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人员，甚至讨论南下的路线。可是，29日的傍晚，在他指使下，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在东城和前门一带肆行焚掠，并冲入迎袁专使蔡元培的住处，把行李和文件等物掳掠一空。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发生军队哄抢事件，这些都是袁世凯事先布置的。京、津、保的商务总会齐声喊叫，请求袁世凯拒绝南下，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把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则以保卫使馆为名，先后从外地调兵入京，一时把北京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袁世凯便以此为借口，说南下就职“暂难办到”。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电请南京临时政府对袁世凯进行迁就。孙中山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指使发动“兵变”后的情景

孙中山提出的三个条件已有两条失效，但他仍对第三条抱有希望。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南京参议院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3月11日正式公布。这个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政权的组织形式改为内阁制，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同时，这个约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均能享受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尽管这个约法所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孙中山想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和政权为后盾的情况下，用它去约束袁世凯，那是无济于事的。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宣读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的誓词，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一届内阁。他把内政、外交、陆军和海军四个主要的部，都交由自己的心腹爪牙主管，只把教育、农林、工商和司法四部，分别让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和王宠惠担任总长。而握有军权的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陆续北迁，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至此便落入袁世凯的口袋。正如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的：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¹⁷⁾

中华民国首届内阁（唐绍仪任总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虽然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害怕触动资本主义列强，反封建也很不彻底。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特权，丝毫没有触动；地主买办的权势，依然保持；中国人民仍旧在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两座大山压迫下。一句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辛亥革命终究归于失败。(www.xing528.com)

(1)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40页。

(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8页。

(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5页。

(4)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50页。

(5)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90页。

(6)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7)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8)　《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9)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10)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10页。

(11)　《胡汉民自传》，《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12)　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71页。

(13)　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上海著易堂书局1912年版，第71页。

(14)　《民立报》，1912年1月23日。

(15)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8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16)　《段祺瑞等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8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17)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