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近代中国八十年，武汉起义引发谈判风波

在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一军，火速南下镇压；另―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二军，在军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这些新军都是原由袁世凯一手编练起来的，不愿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第一军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局势异常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立即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各国在相继宣布“中立”的同时，竭力催促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在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1911年10月14日颁发谕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

已经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居住了两年多的袁世凯，一天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在“养寿园”内专门设置了电报房，时刻都在同朝廷内外的心腹爪牙暗通消息，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袁世凯知道清廷终将请他出来收拾残局。10月14日的谕旨中没有授予他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便以“足疾未痊”为托词，故意拖延，迟迟不起程。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军就不会卖力。10月16日，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北洋军接连溃败，退至滠口。如坐针毡的奕劻赶忙派徐世昌潜赴彰德，力劝袁世凯抱病出征。袁世凯便通过徐世昌向朝廷提出六条要求：（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武昌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供给充足的军费。载沣再次向袁世凯让步，在10月27日连发四道谕旨，把荫昌调回北京，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拨出银一百万两充作湖北军费，让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和段祺瑞分别统率第一军与第二军，并且命令所有赴援的海陆军以及长江水师等，均归袁世凯节制。

袁世凯大权一到手，立即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正在这时，山西爆发了革命，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进行兵谏，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与此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又与山西革命军联合，成立燕晋联军，准备直捣北京。袁世凯为了稳定北京的局势，解除后顾之忧，一面派被吴禄贞撤职的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一面怂恿清廷任命张绍曾为宣抚大臣，离开滦州前往长江一带。他本人于10月30日赶到信阳，亲自督促北洋军反攻汉口。在冯国璋的直接指挥下，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把三十里街市付之一炬，对武汉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清廷为了缓和紧张的时局，在深州兵谏的第二天，以载沣的名义下了一道“罪己诏”，随后又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改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要他赶快回京组织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内阁完毕。不久，又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迫令载沣辞职，退归藩邸。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西方列强都为袁世凯的重新上台叫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袁内阁成立之前致电英国外交部，要求为袁世凯的“新政府”捧场。英国外交大臣回电表示：“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¹⁾法国驻华代办发出呼吁，要各国赶快出来支持袁世凯政府。德国、日本、沙俄等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态度。他们决定共同支持袁世凯绞杀中国革命。

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在尚未正式出山时，向南方的革命军放出了“议和”的气球。10月19日，他电令幕客湖北人刘承恩，以同乡关系向黎元洪游说。刘承恩通过张伯烈转告黎元洪“可与合作”之后，连续给黎元洪写了三封信，希望他能与袁世凯设法“和平了结”，保证对起义诸人“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²⁾结果都没有得到答复。袁世凯在南下督师期间，又写信给黎元洪，增派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和刘承恩一同前往武昌诱降。刘、蔡在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Herbert Goffe）的撮合之下，于11月10日到达武昌都督府，向革命军提出四项妥协条件：（1）清帝下罪己诏；（2）实行君主立宪；（3）赦开党禁；（4）皇族不问国政。革命军方面的代表宋教仁当场痛驳，严词拒绝。武汉的民众团体因憎恨袁世凯，到都督府前示威，刘、蔡只好怏怏而返。(www.xing528.com)

革命军方面虽然反对实行君主立宪，但却看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想用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桂冠，从袁世凯手中换取廉价的共和。11月9日前黎元洪宣布，已有七个省都督同意成立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几次接触，袁世凯感到采取政治攻势，诱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妥协，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又觉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一回到北京，即与各国公使连续密谈，要求出面干涉。他还亲自接见刚从刑部狱中释放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假惺惺地表示对革命同情，并令其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拜为兄弟，让汪精卫在革命军内部为他充当说客。11月15日汪精卫伙同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谋开和议，他还担任同盟会京津支部长，到处以“民党代表”的身份替袁世凯进行宣传，说什么“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³⁾

为了迫使革命军早日就范，朱尔典在同袁世凯多次密商后，11月26日致电戈飞，令他设法向革命军方面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愿。袁世凯则在同一天命令冯国璋猛攻汉阳，向革命军施加军事压力。第二天北洋军攻陷汉阳，并架炮隔江轰击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到离武昌九十余里的葛店。慌乱异常的湖北军政府在12月1日同意从12月3日起停战三天。

北洋军攻陷汉阳，虽使革命军的锐气一时受挫，但并未能阻止全国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后，东南各省的形势为之一变，南北双方仍保持着对峙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南北双方开始公开的全面和谈。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12月17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同南方各省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谈判。从18日到31日的十四天里，双方举行了五次会议，谈判内容主要是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双方的公开谈判都是做得表面文章，实质问题的交涉均在幕后进行的。在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的撮合下，唐绍仪和黄兴等进行多次密谈，共同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喜不自胜的张謇，马上密电袁世凯，告诉他：“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他“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⁴⁾

袁世凯知道，所谓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因此他在12月27日接到唐绍仪的电报之后，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在他的要求与恐吓下，清廷被迫表示同意。他立即电令唐绍仪同伍廷芳讨论各个省区代表的选举方法。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受到猛烈的一击。于是，南北双方的斗争又改换了一种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