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近代中国八十年里的关键一幕

革命党人积极准备起义，清朝统治集团也在加紧进行防范，以便扑灭革命火苗。清政府外务部以及两广总督张鸣岐，先后打电报给湖广总督瑞澂，转告英、日公使馆所探得的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瑞澂在10月3日召开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严防督署，密巡长江，实行全城戒严。随后派兵搜查革命机关，还收缴了一般新军士兵所携带的子弹。面对这瞬息万变的形势，革命党人不知道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等何时能到武汉，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行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促使了革命火把的迅速点燃。

10月9日正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配制炸弹，刘公的弟弟刘同吸着烟前来观看，不慎未熄的烟灰掉进药盒里，一时火星迸裂，硝烟弥漫，震动四邻。孙武面部被烧伤，被送到附近的同仁医院医治，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将重要文件拿走，租界里的俄国巡捕就已经赶到，将准备起义时用的旗帜、印信、文告、钞票和党人名册全部拿走，并逮捕了刘同和他的亲友数人，经过江汉关道交由夏口厅押至武昌收禁。这几个被捕者经不起严刑拷问，供出了知道的一些情况，瑞澂立即下令紧闭四城，速调巡防营、守卫队和教练队在大街小巷据供搜捕，武汉三镇顿时充满恐怖气氛。

这一天上午，刚从岳州防次回到武昌的蒋翊武，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与刘复基、彭楚藩和杨宏胜等人商议起义日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午后得知汉口宝善里机关出了事，大惊失色。刘复基奋然提出“及时举义”，蒋翊武也感到“再无别法”，只有立即发动，在场的其他人都一致表示赞成。⁽¹⁾于是，蒋翊武便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起草命令，派人分别送到各个标、营，约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城内城外一齐行动。

指挥武昌起义的秘密机关之一

可是，负责向南湖炮队送信的邓玉霖，未能及时把信送到，接到命令的其他标营的革命党人，因听不到南湖炮队的炮声，不敢贸然发动。而事先得到风声的瑞澂，却派军警查抄了武昌的各个革命机关，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三十余人。瑞澂见捕获的革命党人如此之多，大为震惊，当即饬令军事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武昌府知府双寿和汉阳府知府陈树屏在督署会议厅进行审讯。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在公堂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直认革命党不讳，在10日凌晨被害，其他人仍收狱。

三烈士英勇就义以后，新军各营都在纷传瑞澂将派巡防营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异常悲愤，他们根据9月24日联席会议所制订的起义计划和10月9日下达的行动命令，自行联络，相互约定在10日晚上继续发动。当天晚上七时左右，驻在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首先发难。驻在中和门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中以熊秉坤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发动士兵，鸣枪举义。他们整顿队伍，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标营的革命士兵听到枪声，纷纷冲出营房，到楚望台集中。因为发动起义的大都是正兵和副兵，一部分是正目或副目（即正副班长），职位最高的也不过是排长，缺乏指挥作战的能力和经验。熊秉坤等以左队队官吴兆麟在本营资望较高，具有一定的军事学识，就推他出来担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就申明纪律，分配任务，指挥攻打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

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八千余人，其中一部分已由端方带入四川，一部分则分别驻在汉口、汉阳和岳州、襄阳等地。留在武昌的十四营有七千余人，约三分之一与文学社和共进会等组织有关系。这天晚上前来参加起义的，最初只有二千余人，其余的除了采取中立观望态度的以外，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还控制着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兵力，他们一面命令所属官弁制止士兵响应起义，一面增派可靠兵力保卫督署和镇司令部。起义军连续发动三次猛攻，终于在布阵蛇山的炮队协助下，把督署和镇司令部占领。瑞澂仓皇逃跑到停泊在江面上的楚豫号兵舰，张彪则率领残部渡江逃到汉口。起义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武昌，把鲜艳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头。江对岸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也分别在11日夜和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www.xing528.com)

武昌城内的战斗一打响，成立革命政权的问题摆到了革命党人的面前。黄兴和宋教仁等还没有赶到，匿居汉口的孙武、刘公和逃出武昌的蒋翊武，又都失去了联络。蔡济民、李作栋等人认为：咨议局是个“民意机关”，所有议员都是湖北各县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同他们进行合作。于是，他们就赶到咨议局，同议长汤化龙和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以及议员刘赓藻等进行协商。这时，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也被从第四十一标三营管带谢国超家中搜出，拥到咨议局来。汤化龙等见武昌首义已经成功，清朝的覆亡不可避免，正想在新政府中谋取权位，所以马上表示赞成革命，说：“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²⁾吴兆麟当场提议让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立宪派都鼓掌欢迎，革命党人也无异词。黎元洪坚决不干，拒绝在拟好的布告上签字，连声喊道：“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就提笔在布告上代写了一个“黎”字，其余的均由秘书缮写。因此，在11日的下午，“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布告，就贴遍了武昌的街道。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服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随张之洞回到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他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并由管带逐步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因以军界代表的资格参加过保路运动，赢得了一部分进步人士的好感。

在黎元洪被推为都督的当天，革命党人又成立了由蔡济民、吴醒汉等十五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处理和裁决一切要务，掌握军政府的实权。谋略处议定：在谘议局设立军政府；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以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全国和湖北各州县；在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政事和外交四部，推定原新军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汤化龙为政事部长，胡瑛为外交部长。

由于政治斗争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未能防止立宪派和旧官僚从内部夺权的阴谋。自10月13日起，黎元洪见革命声势日益壮大，态度开始转变，说：“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³⁾黎元洪利用都督的身份和职权，明目张胆地包庇和收罗旧官僚和政客。汤化龙等人为了削弱革命党人的权力，在14日连夜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规定军政府下设置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的指挥和命令，并由都督兼任军令部总长，一切军政要事，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或顾问会议决施行。把军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集中到都督黎元洪手中。汤化龙怕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自己不敢把“条例”抛出。恰巧从上海回武昌的居正，认为谋略处的做法“不正轨”，错误地强调所谓“有秩序的革命”。汤化龙便怂恿居正把“条例”冒充为同盟会本部所订，17日交革命党人通过施行。结果，谋略处被撤销，在各部局长中，除军务部长孙武和司法局长张知本是同盟会员外，其余都为立宪派和旧军官。汤化龙仍担任政事部长，操纵和控制湖北全省的外交和民政。在颁行“条例”的同一天，由立宪派和旧军官具体策划，经过革命党人同意，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都督就职誓师典礼。黎元洪登坛祭天地，宣读祭文，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授剑授旗。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仪式，抬高了黎元洪的身价。

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起来攘夺军政府的权力，排斥革命党人的做法，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普遍不满。10月25日，革命党人召开会议，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推翻，制订《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重新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在组织机构方面，《暂行条例》废除了政事部，还增加了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用”，⁽⁴⁾负责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很明显，《暂行条例》限制了都督的权力，加强了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督。在所推定的九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占了五个，原政事部长汤化龙，也改任不太重要的编制部长。

通过《暂行条例》的颁行，革命党人夺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权力，但未能改变黎元洪以都督的身份总揽全权的局面。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汉以后，革命党人再次对立宪派和旧军官进行反击。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提出让黄兴担任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由于遭到吴兆麟等人的坚决反对，没有成功。他们又主张公推黄兴为总司令，与黎元洪居于同等地位，立宪派也极力否决。结果黄兴只担任战时总司令，接受黎元洪的委任，并仿照“刘邦拜韩信”的故事，在武昌阅马场搭建拜将台，举行拜将仪式。所有印信、委任状、令箭等，都由黎元洪捧付黄兴，授予武汉战守的全权，让他渡江去前线指挥革命军作战。黄兴上有黎元洪掣肘，下有军务部牵制，指挥不能尽如己意，施展很难。宋教仁知道在武汉已无可为，只给军政府起草了一部《鄂州约法》，就乘船顺流而下，决心去开辟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