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和文学社：近代中国八十年的重要推动力

武昌起义的爆发，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长期踏实工作的结果，具体组织和发动这次起义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共进会是长江中上游各省籍的一些同盟会会员于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首任会长为四川会党首领张伯祥，继任者先后有江西邓文辉、湖北刘公。焦达峰和孙武等人分别负责各部的具体工作。他们不满意孙中山和黄兴只在华南几省发动起义，主张把革命活动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这些主要发起人，大都与会党关系密切，反清革命态度坚决，但不完全赞成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组织形式。他们发表的宣言和制订的章程，把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平均地权”，改为含义模糊的“平均人权”。采用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方法组织会员，规定以十八星旗为军旗，并推定了几省的大都督，作为革命的首领。共进会虽仍拥护孙中山为总理，并没有宣布与同盟会脱离关系，但实际上已形成了与同盟会并立的两个组织。1908年，孙武、彭汉遗、焦达峰陆续回国。1909年4月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鄂部总会，设分机关于武昌，联络长江中下游的会党，组织“中华山”，筹集款项，准备发动起义。8月，在长沙也设共进会机关。但是，会党群众组织散漫，几次发动均遭失败。孙武等人吸取这个教训，把工作的重点转向新军。此后，会务的发展非常迅速，到1911年，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员已有二千余人。

文学社是由湖北的几个革命小团体发展而来的。自1906年日知会被清政府查封以后，任重远、黄申芗和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等，于1908年初倡议组织军队同盟会，得到原日知会会员和同情者四百余人的支持。黄申芗、杨玉鹏和章裕昆等对军队同盟会进行改组，成立群治学社。最初仅在军队中开展活动，后也联络会党，组织颇为严密，活动也较慎重。1910年，湖南发生抢米风潮，因传言长沙被革命军占领，黄申芗准备起义响应，后知消息不确，立即按兵不动。然而风声已经外露，黄申芗逃到上海，全社实力没有遭到重大损失。9月，杨玉鹏、李抱良、章裕昆等又在群治学社的基础上组织振武学社，很短时间内社员就增加到近千人。后因振武学社的活动被四十一标左队队官施化龙侦知上报，杨玉鹏和李抱良被开除军籍，暂时走避，社务交由蒋翊武主持。蒋翊武吸取了成立革命组织屡次失败的教训，打算寻求一种妥善保全之策，于是便以研究文学为名，改名为文学社。

文学社于1911年初正式成立，由蒋翊武担任社长，王宪章担任副社长。他们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继续在新军中积极活动，发展社员，也在学界进行联络，并以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为喉舌，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到7月间，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社员就已增至三千余人，成为与共进会并驾齐驱的又一革命组织。

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斗争目标相同，都以湖北新军为主要活动基地，开始时彼此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由于文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家境贫寒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主要负责人则多数是富绅子弟和日本留学生。这种出身和经历的不同，也使双方思想上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他们都希望在长江流域开辟新的战线，急切想在湖北新军中发展力量时，双方不时有所摩擦。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有利于革命的发动，他们都感到有统一起来联合行动的必要。1911年5月11日，两个革命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在一起开会，讨论联合的问题。经议定，两团体的各标营代表，都要极力避免摩擦，不可互分畛域，争夺党员。但在联合以后的领导人选问题上，双方仍然各不相下。(www.xing528.com)

正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为联合问题进行协商时，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他们因华南各省起义屡遭失败，就根据宋教仁的建议，决定积蓄力量，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并把武昌作为发难的地点。武昌是湖北的省会，长江的重镇，位居全国的中央，交通便利。然而，武昌东有大江，敌人的军舰容易驶入，北有汉口租界，对外交涉十分繁难，京汉铁路又是南北交通孔道，清军可以朝发夕至，难于防守。因此，他们又决定，武昌一旦发动，四方立即响应，使清军措手不及。

中部同盟会为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积极进行联络。如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丞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谭人凤亲自前往，由居正促使共进会和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除了在长江中下游进行部署以外，又让从东京同盟会本部归来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四川，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遥相呼应；井勿幕正在陕西运动军队，并已取得显著成绩，也要他与南方诸省采取一致行动。这样就使长江一带形成首尾一贯的形势。

中部同盟会制订了整套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计划，也为此做了一些具体部署，既对后来的武昌起义发生了较大影响，也直接促进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召开联席会议，双方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参加。会后，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前来主持大计。9月25日，居正和杨玉如向中部同盟会总机关具体汇报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情况与打算。因黄兴远在香港，一时无法赶到，宋教仁和谭人凤便立即安排一切，准备前往。可是，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在这时派人给宋教仁送来一封信，说湖北形势险恶，不可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汇报疑信参半，迟迟不肯启程。

这时，四川同志军起义的声势却越来越大，革命时机日渐成熟。湖广总督瑞澂又将一部分新军陆续调出武汉。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担心革命力量分散，纷纷要求迅速发动。孙武和刘复基等于9月24日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商议起义动员计划，议决在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发动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并对各标、营、队的代表职务，也都作了具体安排。